文人喝酒
仲利民
天津作家蒋子龙先生说：自古酒是和雅，和趣，和美妙，和浪漫，总之是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论断为文人找到喝酒非常美妙的感觉与借口，喝酒是多么美好的事！不知蒋子龙先生酒量如何，我没有看到文字记录，但是作家汪曾祺嗜酒，却是人所共知的，不仅别人写他喝酒，他自己也在文中经常披露喝酒的种种妙处。汪老被称为酒仙，大概是他嗜喝酒，喝完酒还能优雅地进行唱和、吟咏，总之他符合雅、趣、浪漫的标准，是文人中理想的酒友。
汪曾祺先生和林斤澜、陆文夫、高晓声等人，经常凑在一起喝酒，不需要任何理由，就是想喝酒，几位有趣味的作家在一起，闲谈点生活琐事，聊聊自己做的菜、烧的饭，他们连文章都不谈，让喝酒回归到喝酒这么单纯的事情里，没有心机，不必负担着察颜观色的重任，更不用担忧哪位会喝出一肚子怒火，轻松、惬意，我觉得这是喝酒比较高境界。
作家莫言有不同观点，他说喝酒的大师就非常讲究。首先要选美妙的酒具，然后要选优雅的环境，其次要选投机的酒友，当然更要选所喝的酒的口味与档次了。倘若这样推算下来，能在一起喝酒的人，不一定有机会聚在一起，能聚在一起，不一定有合适的环境和满意的酒了。太挑剔的结果是高处不胜寒，即使你有那品味，有那闲情，不一定有别人能匹配且肯奉陪。鲁迅尚且叹息，人生得一知己足也。哪有那么多谈吐投机，缘份相近的人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呢？莫言对酒的感受更是独特，不知有几人能认同？“饮酒的过程就成了与美人交流的过程，有精神的交流也有肉体的交流，当然更重要的是精神的交流。”魏晋名人阮籍善饮酒，一醉常常数天不醒，狂睡不止。他听说步兵营里有位厨师很会酿酒，就主动提出调动到步兵营去任职，也不管职位降低了多少？待遇跟着直线下滑，现在的官员怕不会这样愚蠢，拼酒的表现正是为了升官，哪有为了喝酒主动降低职位的事？
石湾在《酒中人生》一文中写到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善饮，他是纯粹的喝酒，不用下酒的菜，就连孔乙己先生常用的茴香豆都不要。他喝酒不是豪饮，而是用小杯，一下一下轻轻地品，他喝酒时间很长，从下午四点开始，一直喝到晚间休息。杨宪益先生还很文人气，在一次宴会上，他约上作家杜鹏程一起向毛泽东主席敬酒，这样的举动未免不符合常规，主席有些吃惊，还是机敏的周恩来总理善解人意，上来解围，“现今毛主席不喝酒，我来陪二位喝一杯！”杨宪益先生不仅有酒量，也有文人的胆量，这样的文人现已不多矣！
南京作家叶兆言为人忠厚，嗜好不多。王朔就喜拿他打趣，“你平时玩不玩牌，摸不摸麻将？”叶兆言老老实实地回答：既不玩牌，也不摸麻将。王朔用他一贯的调侃口吻戏谑道：“你除了会写字，还会玩什么？”权延赤却对叶兆言用起了激将法：没有不能喝的，只有不敢喝的。他们应该知道，对于性格平和的人，这些方法都无甚效果，要是挑挑他作品的刺，或许能激起叶兆言战斗的雄心壮志。
南通青年作家马国福因为主编一本书稿赴南京出版社洽谈，责任编辑阎老师招待了他们一行，可惜主人不善饮，他们也就未能尽兴。居然在席散后，几个哥们儿再次寻到一家酒馆海喝，这是年轻的张扬，也有友情的放纵，以我现在的年龄就不敢这样拼酒了。与我同居一个小城里的一位文友，有事没事经常相聚畅饮，菜都是极普通的菜，酒也是家乡的酒，谈的是文学，说的是文人，聊的是文字，用文坛趣事做下酒的佐料，喝起来也是一样的妙趣横生，兴致盎然。
作家的投资
作家的收入，除了稿费，就是版税，也有演讲得到的酬劳，如果是专业作家，或者是签约作家，还可以领一份旱涝保收的薪水，虽然不多，但是也足以糊口。
不过，有许多作家现在并不以钱为耻，通过各种投资渠道，让手中余钱增值，改善生活条件与写作环境，也算是一件好事。而投资就像股市，投资有风险，出钱需谨慎，想要赚钱就会有亏钱的时候，可惜没有这样的提示语，有时就让作家辛苦赚来的血汗钱白白地流失。
中国著名作家张贤亮因为著有《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诸多名篇，而名扬文坛，他同时也是投资获得巨大利润的成功儒商。他当初投资的镇北堡影视城，手头仅有78万元，就这点钱还有50万是通过银行贷的款，那是他用作品的海外版权作抵押贷来的，而原为明清边防戎塞的镇北堡，早已成了一堆废墟，无水、无路、无电，可谓一片荒凉，而张贤亮却看中了这块土地，毅然投下手中全部资金。后来，镇北堡影视城获得巨大成功，有人说张贤亮是“出卖荒凉”发迹的，而张贤亮却给出不同答案，是他给影视城注入了文化的基因，才吸引了各路影视拍摄人马的。
先是有谢晋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牧马人》在此拍摄，后有巩俐、姜文主演的《红高粱》相中此地，让镇北堡影视城声誉雀起。我是相信张贤亮的文化基因说的，他后来在影视城基地投资500多万元建造的“百花堂”，被张贤亮认为是中国首创的动态图片展览厅，就是取电影“百花奖”的“百花”之意而命名。
而伟大的作家巴尔扎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直梦想着发大财的巴尔扎克先生，先是与人合伙出版古典丛书，不料天不遂人愿，财运不济，钱没有赚到，却负下大笔债务。不甘心失败的巴尔扎克，又看中了印刷业务来钱快，自己没钱，就通过银行贷款，搞起了印刷厂，按理说，他还是负责的，亲自操持印刷厂各项业务，不仅在车间里来回穿梭，还帮助工人排字、计件、开发票等琐事，也经常同书贩斤斤计较地谈着生意，可惜巴尔扎克还是财运未到，印刷厂再度倒闭。巴尔扎克无奈地说，每一笔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桩罪恶。可惜，后来巴尔扎克有机会通过投资获利，收购一家公司的股票，可能巴尔扎克不再相信瞬息暴富的神话，就没有出手，失去了唯一投资致富的机会。
易卜生不像巴尔扎克那样孤注一掷，他对手中的余钱精打细算，投资虽未获得暴利，却是稳步增长。当他的《布朗德》有了收益后，就开始存钱，并购买政府发行的债券，这是相当稳妥的投资渠道。即使在他流亡意大利期间，也是对往来花费详细地记录在册，既有投资，也有消费，看来，易卜生既是著名的戏剧家，也是很好的职业投资人。在当时，版权根本没有什么法规保护，各种侵权事件常有发生，易卜生还是通过自己的作品获得很好的收益，并因他对投资的重视与稳妥，财富逐步增长，到1880年，他的收入已突破1000英磅，这在当时算是相当可观的收入了。有人作过统计，易卜生把自己的大部分财富用来投资，而生活过得相当俭朴，在他生命最后的25年里，把收入的财富三分之二用来作投资。这样节俭地过生活，源于他小时的贫穷，让他无法相信社会保障他能不受饥饿。
作家林语堂，从作家辛苦爬格子中突发妙思，决定研制一种简易的打字机，供给作家及文员使用，他把自己的积余几万美元投进去后，仍然无法实现梦想，只好向很行贷款，可惜他花费12万美元研制的打字机，发明权卖给默根索拉公司，却只收回二万五千美元，贴上时间不算，仅从金钱上说，就亏大了。看来，有些作家，在文字里可以纵横穿梭，在投资上还是不及商人的精明与智慧。
“80后”作家、安徽一家出版社的编辑邢荣勤，联合几位文学朋友投资开办养殖场养猪，并欲取“猪坚强”为注册商标，不知是玩嘑头，还是真正愿意为养猪事业作贡献？赚不赚钱是另外一回事。而西部著名作家周涛日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会议上呼吁：将塔克拉玛干沙漠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土葬公墓。将塔克拉玛干公墓将按世界五大洲分成亚洲区、欧洲区、非洲区、大洋洲区和美洲区，它不分国家和种族向世界上每一位公民敞开大门。周涛的投资设想能否实现，暂且不谈，反正他这一嗓子，喊出了让人震惊的声音，扩大了知名度，有了影响力。又不用自己出钱，呼吁的是政府投资，或者哪位钱多得没地方花的人想弄点知名度，失败与否均无关要紧。
说到底，我还是佩服张贤亮的投资意识，他的投资和他写小说一样认真而且负责，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做出如此出色的成绩来。
顾城的橘子
诗人顾城用细腻、敏感、忧郁、多情等元素，还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创造的那些诗歌，深深地打动了许多读者，尤其是那首短短的《一代人》，更是令人难忘。但是，我们对于顾城本人则了解甚少，当时顾城砍伤妻子谢烨并自杀，只是从报纸上看到，个中缘由并不十分清楚。
直到读了王安忆的作品《岛上的顾城》，我才对顾城的内心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顾城在大都市上海找了妻子谢烨，生活在一间拥挤的房子里，那里的空气令顾城感到窒息。有一天，顾城决计要离开这个城市，在上海的十六铺码头，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去哪里？他向谢烨要20元钱买一张船票，可是谢烨拒绝了他的要求。在相持中，谢烨对顾城说：“顾城，你看见吗？马路对面有个卖橘子的老头，你去拿只橘子来，无论是要还是偷，只要你能拿来，我就给你买船票。”
读到这里，我才理解谢烨为什么拒绝顾城索要20元钱买船票的要求，因为顾城根本不懂得世俗的生活，他只活在自己单纯、干净的诗歌王国里。他连简单的与人交际都不太懂，或者是不屑，他也没有别的谋生技能，他一个人离开这里，又该如何生存？谢烨不是无情，而是深深地爱着这位诗歌王子。谢烨要求顾城寻求的那只橘子，在我眼中具有了无限的象征意义，物质的生活，肉体的生存，还有对世俗无奈的妥协，甚至于包含人生活着的某种积极意义。
后来，他们还是离开了上海。来到南太平洋上，与当年高更所居住的地方同样地理位置的岛屿上。“在这一个时期里，顾城总是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尝着各种植物，看有什么能够充饥的粮食，各种草汁染黑了他的嘴唇。有人指着一棵树告诉顾城，这可以吃。于是顾城就从这棵树的树根开始尝起。这树是巨大的，南太平洋岛上所有的植物都是那么肥硕巨大，把人类映衬得很小。小小的顾城从根上开始啃一棵树！”在寻找“橘子”的过程中，顾城也并没有束手就擒，或者听天由命，他还是在积极地寻求一种适宜的生存状态。只是到最后他才知道：这棵树可以吃的是它的花蕊，而不是根或者它的皮。最后，是海里的牡蛎救了他们，给了他们活下去的食物。
无论精神多么高贵，在贫乏的物质面前，诗人还是低下了高贵的头。顾城不能放弃对“橘子”的寻找，他需要果腹的食物，为此，“顾城有时候非常嫌恶他的身体。他说：身体是多么麻烦和累赘的一件事啊！它一会儿饿了，一会儿渴了，要你去弄吃的，弄喝的。”相对顾城而言，天才诗人海子更不幸，他在自杀前连去小酒馆喝杯酒的尊严都没有。诗人为人类提供优质、浪漫的诗歌，喂养他们日益苍白的灵魂，我们却连一杯劣质的酒也不肯让他品尝，这是多么吝啬和不该啊！
顾城的“橘子”，诗人的橘子，灵魂的橘子，人类的橘子，那是物质主义者幸福的全部含义，同时，也是精神殉道者肉体所必须的营养。包括我们在尘世活着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一只这样的橘子！
饥饿的文人
饥饿似乎是艺术的发源地，而许多文人在饥饿中呕心沥血地经营文字，奉献出许多耀眼夺目的作品。童话诗人顾城，厌倦了上海逼仄的空间，想去外地生活，最终他来到来到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屿上。也许，诗人可以逃离厌倦的空间，却无法逃离肉体的基本欲求，他需要食物填饱肚子，在这个远离人烟的小岛上，他只能自己四处去寻找食物。“在这一个时期里，顾城总是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尝着各种植物，看有什么能够充饥的粮食，各种草汁染黑了他的嘴唇。有人指着一棵树告诉顾城，这可以吃。于是顾城就从这棵树的树根开始尝起。这树是巨大的，南太平洋岛上所有的植物都是那么肥硕巨大，把人类映衬得很小。小小的顾城从根上开始啃一棵树！”（王安忆《岛上的顾城》）只是到最后他才知道：这棵树可以吃的是它的花蕊，而不是根或者它的皮。最后，是海里的牡蛎救了他们，给了他们活下去的食物。当饥饿像影子一样到处跟随的时候，顾城无奈地叹息：“身体是多么麻烦和累赘的一件事啊！”不知道灵魂是否可以离开肉体活着？即使是最伟大的作家，也许不能离开俗不可耐的肉体，需要用可口的食物把它喂养得好好的，才可以在精神海洋里自由地游弋。
莫言是靠“饥饿”发迹的作家，他的作品里布满了饥饿的因素，有人说莫言是靠描写中国的贫穷成名的，这话是对莫言的一种污辱。饥饿从来都是艺术家思想萌芽的土壤，文人自然也不例外。莫言在一篇文章中讲他渴望赴宴的迫切，宁愿以不上学的代价换取这一顿饱餐，可母亲却督促他去上学，等他忐忑不安地回到家时，那餐宴席已被母亲代替，虽然后来宴席因为食物中毒而让母亲及参加者呕吐不止，莫言仍然对那顿宴席怀有无比的渴望。莫言多次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做作家最初的理想，是因为受到了作家可以一日三餐吃饺子的诱惑。一天可以吃上三顿饺子，这对饥肠辘辘的莫言来说，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啊！莫言在饥饿里成长，然后又用饥饿成名。
著名作家萧红曾痴痴地追问：“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萧红原本可以不受这些饥饿的折磨的，她能够拥有富足的生活，可那不是她想要的，那只是没有灵魂的肉体渴望的一种生存方式，为此，她逃离了故乡。也许和顾城一样，她能够逃离故乡，却无法逃离饥饿，灵魂可以高贵，肉体却欲不可耐地需要食物来滋养。萧红是在极其饥饿的状态下，写出了《生死场》、《跋涉》这些作品的。倘若不是饥饿的要挟，她是否能从心灵里流淌出这样精彩的作品？
同样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女作家庐隐，在生活最为贫困的时候，居然无米下锅，需要向报刊社预支稿酬来维持生计。虽然贫困至此，庐隐仍然在她短暂的生命时光里写下了大量的优秀的作品，为她在文坛照亮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这些饥饿的文人，他们是优秀的、伟大的，在他们的心中，灵魂是大于肉体的，他们宁愿让肉体痛苦、饥饿，也要追求灵魂的自由，从而喂养出光彩照人的巨著。而那些利用文字向势力与金钱献媚，从而换取一点残汤剩羹的人，他们不配称为文人，他们深深地污辱了纯洁的文字，写出的东西也如那些伪劣的产品一样毫无光泽。惟有饥饿是属于灵魂的，是心灵的深度颤动。
飘逸的袁枚
清朝乾隆年间著名诗人袁枚，曾历任沭阳、溧水、江浦、江宁等地知县，在沭阳原县政府院内有袁枚手植紫滕，郁郁苍苍，开紫白色花，若伫立于紫滕前，似可闻到袁枚的性灵说散发出的幽幽香味轻轻飘来。袁枚的《随园诗话》与《小仓山房文集》更为诗人带来巨大的名声，他那“随园”里整天游荡着全国各地的文人雅士，聆听诗人的“性灵”之说。
袁枚有一篇文章《黄生借书说》非常有名，里面的“书非借不能读也”成为后世文人常挂嘴边的读书之语。其中有袁枚讲自己幼时贫困，无书可读的窘境，这可从他的《对书叹》一诗中寻觅到踪影，“我年十二三，爱书如爱命。每过书肆中，两脚先立定。苦无买书钱，梦中犹买归。至今所摘记，多为儿时为。”爱书成为袁枚一生的雅好，儿时苦于无钱买书，成人后有了些钱就大肆购书，他在随园营造的书房中藏着他多年购来的四万余册藏书，可以一边游园，倾听清风、明月，也可随处翻书，过上惬意的隐士生活。
袁枚做了多年的官，却一直是小小的县官，虽有尹继善大人有心提拨，可惜袁枚终因他飘逸不羁的个性，很难在官场上左右逢迎，先后两次辞官不做。官场上少了一个小官，文坛上却多了一个硕儒，他所提倡的性灵说给旧时的文坛带来一股拂面的清风。他的许多轶闻趣事颇为传奇，袁枚是浙江钱塘人，他刻有一私章，取用唐诗“钱塘苏小是乡亲”一句，有一次呈诗给某位尚书大人，在诗上盖有此印，因苏小小出身卑微，让这位尚书大人极为不满，对袁枚横加指责，开始袁枚还耐着性子听，见尚书大人喋喋不休地反复唠叨，就不高兴了，他反唇相讥道：“公认为此印盖在诗册上不合适吗？依现在看，您是一品高官，苏小小很是卑微，只恐百年以后，人们只知有苏小小，不知有您大人了。”这是何等地有锋芒，此语道出文人的风骨，袁枚不是只愿在官场俯身屈就的懦弱小文人，他有才气，有胆识，才敢讲出这样铁骨铮铮的话语。诗人除了才学超群，文采飞扬，还是硬朗有骨胳的汉子，关键时刻能够挺起坚硬的脊梁。
在我小时候，常会伫立于诗人袁枚的手植紫滕前怀想那些文采飞扬的性灵文章，期望能够获得诗人散落在此星星点点的智慧或者神思，而在恍忽间，总会有所感有所悟。而沭阳许多老地方也留有诗人曾经行走过的足迹，像“随园”之类的招牌，可惜现在已荡然无存了，而诗人那株手植的紫滕也被开发商用来做成了商品房的招牌。当我手捧这本《随园诗话》，从文字与想像里勾勒诗人飘逸、超脱的形象。沭阳因为袁枚的足迹，不仅是为此地添了一株紫滕，更多了无限文化底蕴，还有与诗人纠缠不清的传说、情感、怀念，虽然时空错过200余年，可我依然能够嗅到袁枚留给我们的文化气息，他正直、清廉、敢言的风格已如那株紫滕，深深地浸入我的血液之中，沭阳人民有福了，我是有福了。
作家做广告
作家做广告，多是为了自己的作品做宣传，也有为朋友的作品两肋插刀，进行大肆渲染的，五四时期的著名作家鲁迅、巴金、叶圣陶、老舍、施蛰存、胡风、梁实秋、徐志摩等大作家都亲自动笔撰写过广告，或为自己的书多找点销路，或为朋友的书捧捧场。按理说，这些大作家名声在外，他们书的销路根本不用亲自上阵，可是广告效应对书的销路有利无弊，书商与作家都是希望图书销量多多益善，名利双收。
鲁迅为自己译作《苦闷的象征》一书所写的广告坦白而诚实，就像他的作品一样，“这其实是一部文艺论，共分四章。现经我以照例的拙涩的文笔译出，并无删节，也不至于有误译的地方。印成一本，插图五幅，实价五角，在初出版两星期中，特价三角五分。但在此期内，暂不批发。北大新潮社代售，鲁迅告白。”
大连的作家邓刚也算是颇有名气，一家保健品用他的相片做广告，作家邓刚的一张脸被分成四格，而下角写出了邓刚亲自签名的一句话：“安可来福生命液确实有一定效果，我只想年轻十岁。”喜欢邓刚的读者看着有些不爽，质问邓刚到底收了商家多少钱，这样作贱自己？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邓刚回答读者的质问时称：“这不是钱的问题。我最近写了一本书，他们买了我几百本，而我给他们做了广告。”如果邓刚细算一下账，大概亏定了，几百本书才几何钱呀？就拿自己的形象任商家涂抹，也不问问喜欢他的读者是什么感受？
我们小城里有位作者自费出了本书，总觉得自己的名声不够响，写的那点文字又不是十分吸引人，绞尽脑汁想到一个好主意，请名家为他的书写序，写评论，书前序一序二序三序四，按作序的人官职大小排位置，书的后面罗列十多篇充满溢美之词的评论文章，也不管是否实事求是，就像华丽的包装，在他的文字之外贴上镀金的光圈，据说，第一次印刷的的书全分发完了，也不管别人是看书还是看序看评论的，反正他喜滋滋地正准备抓紧时间重印呢！
王朔是最懂得广告效应的作家，他虽然从不自己撰写广告为自己的作品吹嘘，但是他却化广告于无形之中，哪一次新作面世，都能在文化圈与读者中掀起波澜，《看上去很美》、《美人赠我蒙汗药》、《我的千岁寒》，一本接一本在读者中间搅起浪花，至于作品的营养含量是多少，各人自己掂量吧！
作家最迫不得已而去做广告，是为自己的作品进行签名售书，出版社或者书商不但把鸡蛋拿出来卖，还要把下蛋的老母鸡也拉出来示众，满足一下广大读者的好奇心。至于阎崇年老先生在无锡新华书店与读者见面遭读者撑掴，则因为他的产品遭到读者质疑，有可能疑似受到三聚氰胺之类东西的污染。
文人的爱情
文人因为有芳香的文字滋润了读者的心灵，他们就会受到读者格外的关注，而他们的爱情故事更是受到凡尘俗世的人们热捧，花心萝卜徐志摩不但没有受到谴责，反而被冠以浪漫的头衔被影视频频演绎，他和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之间的纠葛，不但带来了票房的号召力，也给逝后的徐志摩增添了许多诱人的魅力。
而同一时代的鲁迅则少了徐志摩的勇敢，在爱情上瞻前顾后，既想冲破世俗的阻碍，却又因循守旧。按理，留洋读过书的鲁迅不应该在这种事上小心奕奕，可是他对爱情的胆怯，远不及文字中的他果断与决绝，他的原配夫人朱安，是鲁迅胆怯下的牺牲品。“她无辜，她不幸，她的生命可说是灰暗而寂寞，用她自己的话说，就像一只默默的艰难爬行的蜗牛，它不知道何时可以爬行到顶端，或许从来就没有那么一天。（《鲁迅爱过的人》，蔡登山/著）”鲁迅既然是以牺牲的名义娶了朱安的，他完全可以按旧时的规矩再牺牲点自己给朱安生育下一子半女，让她在不能拥有丈夫的苦闷中有点未来有点希望。
鲁迅对朱安的冷漠，也许事出无奈，必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在鲁迅与许广平最初的同居期间，他们也是一个居内室，一个居外室，鲁迅内心大概充满了惶恐，他不敢向徐志摩一样大声言爱，为了爱情可以不顾及任何人的言论。倘若不是许广平的主动，鲁迅纵然内心有爱，恐也是羞于表达的。
在爱情这一点上，鲁迅也不及沈从文先生可爱。沈从文爱上学生张兆和时，其表白是多么直率而坦白啊！“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爱你的肉体。”连张兆和自己都感到受了羞辱，去找胡适先生告状，幸亏胡适先生玉成，才有了这桩和美姻缘。要是胡适先生觉得看不下去，你沈从文这教授是怎么当的？居然给学生写这样的情书。不知沈从文是否会尴尬不已？不过，历史终究不能假设。
就连当代作家方方对爱情的表白都是那么热烫而直抒胸意，大学士苏东坡颇有人缘，时光无法消除与淡化他的非凡魅力，有记者打趣地问方方，假如苏大学士活到现在，你是否愿意嫁给他？方方的回答坦白而骇世惊俗：只要他（当然是苏东坡了）愿意，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比鲁迅先生勇敢多了。
明末清初的文人钱谦益，也因他与美女柳如是的爱情故事，让人铭记在心。当26岁的柳如是与64岁的钱谦益决定牵手一生时，喜得钱老先生合不拢嘴。钱谦益的爱情表白：“我爱你白的面，黑的发！”似乎是出自内心的，倒是柳如是的回答很有趣味，“我爱你白的发，黑的面啊！”要是在明亡后，钱谦益与柳如是相约投水自尽时说出这番话来，也许又能演绎一出人间精彩的爱情剧。只不过钱老先生说出的话大煞风景，“这湖里的水太凉了！”钱谦益说话是言行不一的，他更爱自己的那条枯老的小命。
一代才女张爱玲的爱情故事，直令人叹惜。不知道胡兰成哪里迷住了她，让她的一颗心低到了尘埃里去，不管不顾地爱上了那个人。可惜胡兰成并不懂得珍惜，即使在逃难的间隙，依然故我地与别的女子纠缠不清，这才让张爱玲认清那个所谓“良人”的面目，在她给胡兰成的诀别信中说：“你很早就不爱我了，现在开始，我也不爱你了。”是那么苍凉而又无奈。
倒是多情文人袁枚的一些故事挺有趣。袁枚有一印章取用唐诗“钱塘苏小是乡亲”一句，有一次呈诗给某位尚书大人，在诗上盖有此印，因苏小小出身卑微，让这位尚书大人极为不满，对袁枚横加指责，见尚书大人喋喋不休地反复唠叨，他反唇相讥道：“公认为此印盖在诗册上不合适吗？依现在看，您是一品高官，苏小小很是卑微，只恐百年以后，人们只知有苏小小，而不知有您大人了。”要是苏小小与袁枚活在同一时代，年龄相仿，说不定也会有浪漫的爱情故事流传。袁枚不仅文采飞扬，他的人格魅力也因他的这段颇有骨气的话语而挺拔。
文人不仅要在文字里张扬，在现实生活中也应该活得洒脱，许多尘世的名利仅与肉体有牵，而与灵魂无关，文人，就要让文字在爱情与灵魂里滋润下无拘无束地生长，不要低俗地让文字屈服于尘世的名利，这样，文人的爱情才会与文人相得益彰，光彩耀人，芳香四益。
书里书外
有一次，去看望一位忘年交，他是一位读书人，虽然不能说才高八斗，但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还是担当得起的，他的作品写得深沉大气。好久不见，原来很闲散的他却是意志消沉，目光呆板，他缩坐在一张旧椅子上，对我的到来近乎漠然。老先生原来很喜欢我去看望他，每次都是与我滔滔不绝地谈古论今，而现在却变了模样。
老先生的家虽然在这个城市里，房子却是最小的二居室，屋里除了一架书，就不再有一点时代气息，他甚至连手机都不用。后来我才知道，争吵了多年的妻子终于离他而去，惟一的女儿也随妻子走了。我此行得到他颇为无奈的一句话：“我被书害苦了！”他一直视书如命，这句话从他口里吐出来，我倍觉伤感。他钻进书里太深，只剩下灵魂，活得太干净了，最后输掉了身外的一切。
我想起陈忠实在一篇随笔里写的故事，一位西安地区的青年农民把自己写的稿件拿给陈忠实看，希望他能指点一二，陈忠实出于鼓励的目的，就随口夸奖了几句，这让青年农民兴奋不已，打算边读书边写作，再也不用外出打工受苦了。其实，青年农民的写作水平实在一般，要想依靠写作换取稿费来生活，基本上不可实现。好在陈忠实狠得下心，又兜头浇给他了几盆冷水，把那青年农民的写作热情彻底熄灭掉。陈忠实怕青年农民听了他几句赞扬的话而掉进了书里爬不出来，输掉外面的全部世界。
书藉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知识就是力量。这些名言都道出了读书的好处，然而，读书不能代替生活，而写作也不是仅凭勇气就可以做到的。有一位青年对我说：她实在讨厌单位里领导不可一世的嘴脸，很想辞去工作做名自由写作者。其实，她也就是说说罢了，要想靠卖字吃饭，没有拿得出手诱人的一笔文字又怎么可能？报刊的编辑远比领导更加挑剔。作家柯云路对许多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常常泼冷水，劝他们尽可能不走这条路，因为出不了畅销书的作家日子是相当清贫的。
有一位朋友说：书要读，但不能读的太多，读多了，就把世界丢了。他的看法我虽然不能完全苟同，却也有点理解他的话。爱读书的人，自然喜欢和书打交道，而完全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就失去了世俗的交往，失去了身边热闹的世界。我们需要在知识隧道里行走，聆听智慧的声音，我们也要懂得身边的智慧，既能走进智慧的书本里，又不会输掉身外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