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本无罪，但财富取得的程序、方法、渠道和手段，却有合法和非法、罪与非罪之分。
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尤其是在政治经济体制转轨变型过程中，人们对个别人财富的快速集聚，特别是对一夜暴富的合法化、程序化产生疑问。财富原罪之说便成为大家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话题，近年来，对这个话题的谈论尤为热烈。
其实早在400年前，《金瓶梅词话》（首印1617年）就很明确地提出了财富原罪说。只不过作者是借西门庆之口说出来的。
西门庆的拜把兄弟常时节贫困潦倒，没有房子住，就是租别人的房子，也经常付不起租金，常被老婆讽刺挖苦。无路可走的常时节，只好硬着头皮向老大西门庆借钱，没有想到西门庆一口回绝。
怎么办？老婆看不起，钱又借不到，穷日子还要过，只有求救应伯爵。一天，他请应伯爵下馆子，喝酒之际诉说苦衷。还是应伯爵有办法，带他找到西门庆。应伯爵劝说西门庆，施舍积德，对家庭，对后人有利。又道：“多少古人轻财好施，到后来子孙高大门闾，把祖宗基业一发增的多了。悭吝的，积下许多金宝，后来子孙不好，连祖宗坟土也不保。可知天道好还哩！”
西门庆道：“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金瓶梅词话》五十六回）。”西门庆答应资助常时节，先给了碎银子十二两，买衣服，家具等，以解燃眉之急。后又给了50两银子，35两买一处房子，15两做生意，养家糊口。
西门庆这段话虽然很短，却讲了三层意思：金钱的本质是流动性；金钱的目的是给人用的；更为深刻的是说出了财富原罪观。
令人惊讶的是西门庆的财富原罪观点，竟比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论述早了250年（《资本论》首版1867年）。
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说财富原罪观，但他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本质揭露，却更加深刻，更加彻底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大量的货币财富；二是必须存在大量的“自由人”。而这两个条件的创立，不外乎这样几个手段，一是暴力掠夺。财富集聚几乎都是建立在血与火之上的，都是通过暴力使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由此使货币财富迅速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如最典型的是英国的“圈地运动”，对殖民地的血腥掠夺；二是依靠权利剥夺，如采取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包含关税制度等，对国内劳动人民进行大肆搜括；三是价格垄断，对百姓豪夺巧取。这个过程发生在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形成前的历史阶段，称为"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和起点。
在封建社会内部，通过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如果单靠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来发展这两个条件，那将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根本不能适应15世纪以来地理大发现所造成的市场需求。新兴资产阶级和新的土地所有者便使用掠夺的手段，加速了这两个条件的形成。
所有这一切都使资本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形成所需要的货币财富迅速增长，而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就是征服、奴役、掠夺、杀戮过程。所以马克思所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页）
巴尔扎克说过，在巨大的财富后面都隐藏巨大的罪恶。
圣经上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可见西方普遍存在财富原罪观。
不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本质做了原罪的说明，就是国人传统上对财富原罪也有一种普遍认同感。国人的财富原罪观念，更多的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原罪，而是对获得财富的手段、渠道和方法产生负罪感。财富积累的越多越容易，就越觉得自己理亏、心虚。对财富积累一边充满贪婪，一边充满恐惧。西门庆由原来的做生药材的破落户，在短短的六年里，成为万万贯家产的山东首富，靠的是流氓欺诈和价格垄断。所以西门庆才有“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的认识。“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成为金瓶梅里社会现象铁的定理。“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是人们对暴发户形象概括和生动比喻。历史上扬州等城里的富人大都住在高大房子，窄窄的巷子里，这种巷子一般只能容纳两人对面通过，既不方便交通，也不方便搬运物品。问原因，曰藏富巷，可以防盗。
老子主张清静无为，反对贪婪。他认为：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是民心不乱。意思是不看重稀贵之物，使人民不做盗贼。不显露足以引起贪欲的物事，使人民的心思不至于被扰乱。老子又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意思是说，拥有的财富财宝多得把大堂都摆满了，就是聚敛过度，就是贪恋难得之货。富贵而不知收敛，不知自律，骄横而妄为者必会招致祸端。老子还认为：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盈室，莫能守也。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表露对富而不仁，富而贪婪的担忧。
可以说，整个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仇富”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患寡，患不均”是国人长期的心态，“劫富济贫”始终是绿林好汉所标榜的形象。历代王朝的兴亡都与均贫富有关，当贫富极端拉大，民不聊生的时候，豪杰们振臂高呼“均贫富”便是最得人心的口号。
我们可以从一些农民起义的口号中看到“不患寡，患不均”的影子。
如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苟富贵，勿相忘；黄巢：天补均平；王小波、李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钟相、杨么：等贵贱，均贫富；李自成：均田免粮。太平天国：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纵观历史，古人仇富的心态是普遍存在的，那些英雄大多是杀富济贫的好汉。
为什么古时百姓仇富，那是因为富人总是极少数，很多一夜暴富的富人并不是勤劳致富。为什么出现贫富差别那么大，为什么勤劳不能致富？这里有很多因素，除了暴力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价格的不合理。
价格本无罪，但是商人一旦成为垄断，或者变相垄断者，并拥有定价权之后，价格就成为为富不仁的帮凶，就成为杀人不见血的刀子，成为财富原罪的帮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