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冷。数九后寒风越发凛冽，肆意地蹂躏着我的家乡——苏北的一个偏远村庄。我躺在床上，辗转不想起来，头疼得厉害。我不知道是否喝酒的缘故，因为是第一次喝酒，父亲说，累了，喝点酒解乏。

昨天的我已经不知道挑了多少担芦苇，只记得肩膀和浸在冰水的下半身已经麻木，连怎么回家似乎也忘记了。冬天黑得特别早，一进家门便看到堂屋摆着热乎的饭菜和母亲疼爱的目光。父亲不说话，拿了一瓶酒，给我倒上，说：“喝！”我放下扁担，什么也没有说，坐下就喝。热辣辣地液体从喉头到胃子，仿佛引燃了一团火…… 狂风呜咽着，无孔不入、窗户缝里塞着写满了我字的旧报纸，依然能听到它怪兽般狂吼着、咆哮着。 我挣扎着，强迫自己离开温暖的被窝。在睁眼的刹那，我想到了父亲的酒，它让我明白我已经是男子汉了——尽管我才十四岁，我得选择自己的生活。

我喜欢写字，因为我的语文老师写一手好字，我常出神地看着她的手地在黑板随意挥洒，挥出的线条令我迷恋。(我萌生了学习写字的愿望，但是这不现实的。经历太多生活艰辛的父母亲更希望我跳出农门，远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因为写字既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茶喝,况且我读中学的学费还没有着落。)老师还说了一个词，书法。这是我们乡村学生第一次听到这样时尚词汇。有一天，我突然对爸妈说，我想学书法。妈妈盛饭的勺子在半空停了一会，继续盛饭，沒说话。爸爸在喝酒，似乎沒听到。我的声音，立即被狂吼寒风吹散。

我要攒学费！因为我不想像村里的张亚一样辍学在家养猪、杀猪，他不仅身上满是猪血，连眼珠也布满红色血丝，狰狞可怖。 十四岁的我，决定与同村人一起挑芦苇。

晨，东方未白，我拿了光滑的扁担，两根长长草绳，揣着妈妈蒸好的热馒头与几个萝卜，坐上村里的拖拉机出发了。一路颠簸，风割着脸，很疼，路上没人讲话。

到了芦苇荡，我倒吸了一口气。约一百多亩的芦苇荡,横在苍茫天底下，大片大片的枯黄，毫无生机,有凄凉的悲壮。前面的小伙子拿着扁担，不假思索地向河滩的冰水中走去。我跟在后面，抬脚，一脚下去，沙滩上便留了个大冰窟窿 ，紧接着，我打了个踉跄，因为我不知道这冰冻的沼泽究竟有多深。尽管我穿了一双胶鞋，裤子上扎了厚厚的塑料纸，刺骨的冷依然霎那从脚蔓延到了腰间——我一步一个脚印在水中趟着，等挨近了芦苇，我抡起刀砍，一下又一下，不敢停,惟有不断抡起砍下,我才会忘记了刺骨的寒冷。约摸中午，开始把砍好的芦苇捆扎好往岸上挑。浸了冰水的芦苇特别沉，我咬牙蹲下,缓缓站立,再蹲下,再站立,不断反复,我的气力总是很快耗尽。肩膀火辣辣疼,我左右反复地换肩膀。

快傍晚时，一个年长的村人招呼大伙吃饭歇歇，我们一排整齐地坐在岸边干滩上，从兜里掏出东西吃。馒头还有点热，冒出的香气使我胃口大开，就着甜丝丝又有点辣口的萝卜，我吃得津津有味，丝毫没有感觉到疼痛或辛苦。这时，不停有人讲笑话，人群中不时爆发出大笑声。我拿着芦苇枝，在地上不断的划着字，写写涂涂改改，总希望写出最漂亮的字体来。老师说，要想写好字，必须照着字帖写，那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可是买字帖的钱呢？我叹了口气，又有人在旁边起哄，说我只知道鬼画符。我不吱声，扔了芦苇枝，爬起来一头钻进芦苇荡里。

     乡村的冬天特别凄清。我从密密的芦苇丛中抬头，看夕阳血红，浸了寒水般发出清冷的光辉。脚底下的水更冷了，贴身穿的棉衫被汗水浸透又紧贴在了身上，我浑身打哆嗦。也不知道多久，听到了招呼下工的声音。我们终于坐着堆满芦苇的拖拉机回到了村里。

     晚上，喝了酒的我浑身发热，身体开始发烫。回了房间，点起油灯，摸起毛笔开始在旧报纸上继续鬼画符。妈妈进来，站在灯影里叹气，她手里拿着毛巾和纱布。——我脚总会在冬天冻坏、溃烂。妈妈帮我洗脚，很慢很轻，也没有象往常那样说笑或者嗔怪我几句。洗好了脚，抹上了自制的动物油脂药膏，妈妈又为我又一层一层缠好了脚，暖和的感觉一下子升腾起来，我就是在这样的温暖中沉沉睡到了今天早上。

   想到攒学费，我连忙忍着头疼爬起床，脚似乎不疼了，很快穿上鞋子，奔到堂屋里找扁担和绳子。饭菜，已经在桌上冒热气，父母、哥哥、姐姐坐在桌边，似乎在等我。

   今天，哥、姐、我三人同上阵，一边砍芦苇一边唱歌，芦苇荡里回荡着我们的歌声，我们唱得越起劲，干得越欢喜。中午，我们依然吃白馒头就着萝卜，我依然在休息当儿捡了芦苇枝划着我的“鬼画符”，依然有人拿我取乐。这个，又算什么呢？我的心是快乐的。

晚上回家，妈妈照样熬好了粥，在黑暗中等我们回来。这时候,外面已经飘起了大雪,等我们闹腾腾回到院子里，妈妈点灯，盛好了饭菜，我们准备吃饭。“哎？爸呢？”细心的姐姐问。我与哥哥也四处张望，妈妈没有说话。我们低头吃饭。之后,妈妈照例为我冻伤的手和脚敷药、包裹。我呢，照旧摸起秃了的毛笔，在旧报纸上不断涂画、不断比较，再揉掉。

风不断吼着，雪花破棉絮一样狂舞，隐约觉得父亲还没有回来，心里有点焦灼。但是累了一天的我，抵挡不住袭来的阵阵困意，迷迷糊糊睡着了。

醒来，窗外一片白茫茫。一夜的大雪，估计芦苇荡也被封了吧，今天挑不成芦苇了，我也正好为自己找了个偷懒的理由。侧过脸，突然看到油灯下压着一本线定的书——是字帖！是油印的柳公权的《玄秘塔碑》!我立即从床上弹跳起来，不断摩挲着散发油墨古香的书页。啊，我有字帖了！从此，我有字帖了！

那天，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把字帖上的所有范字写了一遍又一遍。

太阳一出来，雪化得特别快。芦苇荡的芦苇再不砍，来年春天新的芦苇长出来，这些枯了的芦苇都会变成锅底草。所以，大雪后的第三天，我们又出发去砍芦苇，这次，又多了父亲。大伙在拖拉机的后面大声说话，我们兄弟姊妹几人大声唱歌，寒风把我们的声音吹散又聚拢。突然，开拖拉机的人喊父亲的名字，问：“下大雪那天，半夜三更的，你怎么一个人在大路上走着呢？”父亲好像没有听到他的问话，也没有别的人听到，只有我，听到了。

雪后的芦苇荡，多了阴森的寒气，寒风掠过芦苇，成片成片倾倒着，这意味着砍伐的工作更加艰难。我低头，伏下身子，换上胶鞋。抬头时，看到父亲宽实的背影，正一步步往芦苇荡中间走去，我咬咬牙，眼里蓄满了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