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薛涛，掩卷沉思。固然，她那清丽、俊逸、灵动，沁润着女性细腻情感的诗意令人心动，但更吸引我的却是她那厘不清，理还乱的人生轨迹。她身为营妓却工诗善画，获“女校书”之雅称；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却注明她是“良家女”；她长时间与高轩驷马的封疆大吏们打交道，却被时人论之曰“有林下风致”；她身怀绝技发明并制作以自己名字命名专利品牌薛涛信笺，被后人与“南华经、相如赋、班固文、马迁史、右军帖，达摩画，屈子离骚”并列为古今八大绝艺之一，若就此而论，她已经是中国古典文化中的顶级人物！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女性，她留给后人的信息甚少，以致让我们完全看不清她的真面目，她那谜一样的身世，雾一般的情感，她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她魂归何处？历史只留下一些断篇残简，而我们得到的不过是一些遗珠弃璧而已。

（一）

薛涛身世，扑朔迷离。《全唐诗》薛涛集前简介不过93字。在其集后之断句“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下又注曰：“涛八、九岁，知声律。一日，其父郧指井桐曰：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涛应声云云，父愀然久之，后果入乐籍。”且不论这些具有野史性质的记载可信度如何，但它可以作为薛涛具有特殊才华的佐证。在现存的阅读资料中，无论是《辞海》还是《文学史》，对薛涛的生平简介都是综合《唐才子传校笺 薛涛传笺》及现代学者傅璇琮等人的考证结论，即薛涛生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卒于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对于薛涛的家世，皆以《全唐诗》所提供的资料为依据，认定她“本长安良家女，其父官于蜀中，早逝，母女孀居，养涛及笄，入于乐籍，成为营妓。”（《唐代文学史》）仔细读来，这个结论值得探讨，虽然肯定了薛涛的籍贯是长安人，但“良家女”三个字却是含混不清。何谓“良家”？是指一般的读书人家，还是商贾之家，还是市井平民之家？以薛涛幼年即精于音乐、书法、绘画，并且“善言辩”即有非同寻常的口才，除了她个人的天资之外，证明她受过全面、良好的“素质”教育，在京城长安，什么样的家庭，才能使一位女童享受到如此优渥的教育资源？这显然不是“良家”二字所能涵盖得了的，只能说，历史在这里卖了一个关子，似乎在刻意隐瞒着薛涛的家世，这是一个疑问。薛涛自入乐籍，即服务于剑南西川节度使府衙，历代、德、顺、宪、穆、敬、文宗七个朝代60余年，她陪伴了这五十年中从初入乐籍的节度使张延赏起，历韦皋、袁滋、高崇文、武元衡、王播、李逢吉、段文昌（两任）、杜元颖、郭釗、李德裕等十一位节帅，他们都是当时权重朝野的贵臣，其中的武元衡、段文昌等既为时相，亦是当时文坛翘楚。薛涛能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得这些封疆大历们持续不断的关注和青睐，这在那个时代出身“良家”的营妓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资治通鉴》第784年有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记载：“初，李晟尝将神策军戍成都，及还，以营妓高洪自随，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怒，逐而还之，由是有隙。”作为中国历史权威的《资治通鉴》记载这样一个历史细节，此“高洪”是何等人物值得李晟这位当世名将、国之股肱的青睐，并执意将其带回长安？而张延赏作为一方诸侯，不惜得罪李晟而执意不肯放人，几乎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李晟迫于情势，只得放弃高洪，尽管如此，后来还是对李晟的名望地位造成很大伤害，张延赏为相后，在德宗面前进谗，导致李晟的兵权被削夺。这个让李晟“自随”的营妓高洪历史并未提供详尽的资料，但它却给我们一个猜想：薛涛字洪度，长安人，她有否可能是被化了名的高洪？我们再来看看薛涛如何说，从年龄上推断，薛涛是在建中时期（780-784）入乐籍，贞元元年（785）六月，张延赏入朝为相，韦皋接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薛涛集中有“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二首”，诗题下有“一作陈情上韦令公”，诗云：

闻道边城苦，今来到始知。羞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

黠虏犹违命，烽烟直北愁。却教严遣妾，不敢向松洲。

细究二诗，似有隐情。诗题中一个“罚”字很有深意。第一首前二句，证明薛涛被罚赴边，已经成行。下二句写薛涛在边城生活很不开心，她不愿将自己的青春和才艺展示给边关士卒，这倒不是她看不上这些“陇头儿”，而是她的心纠结于一个“羞”字，“门下曲”和“陇头儿”如此巨大的落差，令她无法适应。第二首更是说的明白，狡黠的吐蕃在李晟走后固态萌发，继续侵犯边关，烽火连绵，而作为边关主帅，自己不敢去北部边关松洲退敌，反而将自己这样一个柔弱女子罚赴前线，这公平吗？松洲即今四川之松潘，当时是吐蕃与唐王朝的交界地，亦是交战地，李晟在建中年间正是为了防卫吐蕃的侵犯才率神策军来西川镇守的（见《新唐书》）。很明显，薛涛的第二首诗的矛头直指韦皋前任张延赏，也就是那位和李晟为了营妓高洪而撕破脸皮的、罚薛涛赴边的当事人。他为什么要罚薛涛赴边？难道在节度使府衙内还有一个与薛涛有同样身份的营妓高洪？她随李晟返京被追回，为什么受罚的却是薛涛-薛洪度？结论只有一个，那个高洪就是薛涛-薛洪度！若是，李晟为什么要将薛涛带回长安？他自己是一个正人君子，绝不会因才色而做此犯忌之事，他或是受人之托，那又是谁有这么大的敢动用神策军统领的面子？假若沿着李晟、马燧这些大历、贞元间名将的足迹追寻，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们和当时著名的河北三镇之一，后归顺朝廷的薛嵩之间的联系，而薛嵩血脉里流淌的是初唐名将薛仁贵的血液。当然，所有的猜测都是虚妄，但有一个不争的史实是薛姓家族作为一个簪缨望族在李唐王朝中的贵族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以薛涛的基本素质判定，她绝非是一个所谓的“良家女”，她的“营妓”身份中一定隐藏着一部家族的兴衰史和血泪史，否则，她不可能在“及笄”即十四、五的少女时代便入籍为营妓！

从建中年间入籍，离开长安至去世，薛涛在成都生活了近50年。这50年，单身的她是如何走过来的，我们难以想象。与她同时代的著名诗人王建有一首诗或许能让我们对她的生活有一个背影式的了解。王建的七绝《寄蜀中薛涛校书》：

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

扫眉才子于今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这首诗基本反映了薛涛的生活风貌。韦皋称薛涛为“女校书”，这是对其才华的高度赞赏，校书之职只有朝廷门下省之弘文馆、中书省之集贤殿及秘书省有设，官不过九品，然必有才者为之。按唐制，只有新科进士才有资格授此职，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凭此她不仅能出现在节度使府举行的各种宴会及上层活动，甚至不乏军政大事等各种场合，更重要的是扩大了她的社交面。在薛涛诗集中有许多与各级各类官员的赠送、和、酬、别诗，可见她的生活并不清寂。王建诗还为薛涛“有林下风致”做了最好的注脚，她独居于锦江之畔，万里桥边，小院深深，柴门紧闭，满园枇杷，花香四溢，她深迷于诗书幻境，陶醉于制笺之乐，自食其力，与世无争。“扫眉才子”是王建对薛涛的尊称，犹现代之“知识女性”。或许这50年岁月中的大部分时间，薛涛就平静安然度过。

关于薛涛的去世，文献只给出了时间，并没有指出其逝世因由，《全唐诗》卷866所录“鬼诗”中有一首署名薛涛《赠杨蕴中》的七绝一首：

玉漏声长灯耿耿，东墙西墙时见影。

月明窗外子规啼，忍使孤魂秋夜永。

此诗题下有注云：进士杨蕴中，得罪下成都府狱，夜梦一妇人曰，吾即薛涛也，幽死此室，因赠此诗。关于杨蕴中史无可考，而此诗及注脚却为薛涛之死，提出了一种可能。果真若此，薛涛幼年从军为妓，老死囹圄，既非善始更非善终，命运对于一位才智过人的伟大女性来说，真是太不公平了！薛涛真的是死于囹圄吗？让我们读一首刘禹锡的诗《和西川李尚书伤孔雀及薛涛之什》：

玉儿已逐金镮葬，翠羽先随秋草萎。

唯见芙蓉含晓露，数行红泪滴清池。

刘诗中的李尚书是指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他于830年十月（文宗大和四年）以兵部侍郎接替郭钊出任此职（《资治通鉴》830年）至832年十一月李德裕回朝出任兵部尚书，其职务由段文昌接任（此是他第二次任此职）而史料记载的薛涛正去世于这一年。刘禹锡诗题中之“李尚书伤孔雀及薛涛之什”究竟是李德裕有此诗呢？还是李德裕仅有份孔雀诗，而“及薛涛之什”是刘禹锡后加的呢？无法断定。查李德裕现存诗集，并无此诗，且其集中亦从未提及薛涛。刘禹锡诗读后让人颇感吊诡：他将孔雀之死与薛涛之死放在同一首悼亡诗中，似乎暗示什么，而孔雀死于笼中，那么他是否是在暗示薛涛死于囹圄呢？“鬼诗”写于春天，而刘禹锡吊诗亦写于秋天，也就是说薛涛死于秋天，刘禹锡以芙蓉比薛涛，“含晓露”即是含冤，而“数行红泪滴清池”不正是暗示薛涛含冤而死于囹圄吗？这应是一个完整的合乎逻辑的推论。薛涛因何获罪？是谁制造的冤案将这位年逾花甲的孤身老妇打入死牢？这是一个永远的死结！

（二）

薛涛终身未嫁，其情感世界虽如雪爪鸿泥，然亦有迹可循。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她与元稹的那段“姐弟情”。薛涛年长元稹九岁，元和四年（809），刚刚结束母丧守孝三年的元稹复出，出任监察御史，并受到时任御史中丞李夷简的赏识，刚一上任便派他去东川，勘查时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严励“违诏过赋数百万，没入塗山甫等八十余家田产奴婢”案（《新唐书》元稹传），在赴东川执行任务过程中，结识薛涛。他们是如何结识的我们不得而知，至于《全唐诗》元稹及薛涛集中所注严励以薛涛“性贿”元稹，薛涛做“十离诗”请罪等等说辞应属稗官野史，坊间谣传。事实上，元稹赴东川勘查此案时，剑南东川节度使严励治所在梓州（今四川治），剑南西川节度使是刚正不阿的武元衡，治所在成都。更重要的是元稹到达东川节度使治所查案时，严励已死。（同上）产生这种“花边新闻”，一种可能是“七刺史夺俸，励党怒”（同上）即元稹查此案，严励死党被重惩后要恶意造谣中伤元稹；另一种可能是由当时的“狗仔队”即那些无聊文人们刻意制造泼向他们“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薛涛的脏水，这倒是对薛涛“有林下风致”的反向证明，或许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元稹与薛涛相识于成都。在薛涛集中有一首七律《寄旧诗与元微之》：

诗篇调态人皆有，细腻风光我独知。

月下咏花怜暗澹，雨朝题柳为欹垂。

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
老大不能收拾得，与君开似教男儿。

无独有偶，在元稹集中亦有一首七律《寄旧诗与薛涛因成长句》

诗篇调态人皆有，细腻风光我独知。

月夜咏花怜暗澹，雨朝题柳为欹垂。

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
老大不能收拾得，与君闲似好男儿。

这两篇诗表面看字句几乎一模一样，所不同的一是诗题不同，二是诗句中有三字不同，即薛诗第二联第二字用“下”字，元诗相对应用“夜”字；薛诗尾联第三字用“开”字，第五字用“教”字，元诗相对应的用“闲”字和“好”字，仔细读来，应是元稹寄诗在先，薛涛寄诗作为答诗在后。元稹为有象薛涛这样的红颜知己而倍加珍惜，“旧诗”说，应是元稹自己的诗集，从元稹此诗的“调态”上看，这些旧诗应包括元稹的一些缠绵悱恻的悼亡诗，因为元稹在此前已有丧母、丧妻双重之痛。他向薛涛打开心扉，结句表明他已经把这位“老姐”看成是自己最知心的“兄长”（注：此处闲与娴同意）就象他与白居易、窦巩等那样的“好男儿”挚友一样重要。而“薛姐”寄诗也不含糊，她化用元诗之句、之韵，同样将自己的诗集寄予元稹，以表示对元稹的尊重，她将元诗中用“夜”字改为“下”字，不仅显得灵动，也更合辙。诗之结句，薛涛亦以“老姐”的身份“拽”了一下，用“教”字取代元诗中的“好”字，把她对元稹那种亦弟亦友兼亦师的细腻情怀汩汩流出，自有一种让人魂飞魄荡的感觉，她已经视元稹为自己一生的心灵之友。至于结句中之“开”字与“间”字之别，笔者以为应是笔误，因为“間”与“開”在笔书中易混淆。

薛涛与元稹之间的深情厚谊，贯穿于他们一生。这一点，可以从元稹的密友白居易的诗中得以证实。史料没有关于白居易与薛涛有交往的记载，他也从未去过成都，而有关薛涛的讯息应是他与元稹的交往中得到的，他是元、薛友谊的见证人。白居易诗《赠薛涛》：

峨眉山势接云霓，欲逐刘郎北路迷。

若似剡中容易到，春风犹隔武陵溪。

这首诗应是白居易写于杭州刺史任上。诗中之“刘郎”即指元稹。所谓“欲逐刘郎北路迷”，应是指薛涛从未放弃回故乡长安的念头，同时也心怀追随元稹的期望。长庆二年（822）三月，元稹入相，希望的曙光突然出现，然而三个月后即被罢相，时局的诡异使元稹的前途不定，那么薛涛的两点希望也就变得迷茫，不久，元稹即调任浙东观察使，兼领越州刺史（今浙江绍兴），而白居易此时任杭州刺史，两位密友成为邻郡，往来频频，诗文不绝。正因为如此，故白居易认为，成都与越州，相隔万里，武陵溪指湖南常德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他们两相见机会是很渺茫的。诗中自有一种淡淡的哀愁，同时也包含白居易对元、薛二人关系的深切理解与同情。

世事无常，命运弄人，白居易“春风犹隔武陵溪”的感叹后数年，即文宗大和四年（830），元稹调任武昌节度使，来到武陵溪地区，元稹诗集中没有明确的信息他是否告知了远在成都的薛涛，但薛涛的诗集中有两首诗值得注意，一首是《牡丹》：

去看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

常恐便同巫峡散，因何重有武陵期。

传情每向馨香得，不语还应彼此知。

只欲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

在这首有寄托的咏物诗中，薛涛原以为她与元稹的再相见似巫山朝云，不期相见机会却突然而至。她的心里充满期待，她甚至已经为她赴武昌做相关准备，其诗《酬雍秀才贻巴峡图》：

千叠云峰万顷湖，白波分去绕荆吴。

感君识我枕流意，重示瞿塘峡口图。

这是薛涛准备去武昌最重要的旅途准备，可以想见当时的薛涛心情如何迫切！她在等元稹的一纸书信，然而等来的却是晴天霹雳！文宗大和五年（831）七月二十三日，元稹暴卒于武昌军，（白居易诗证实他死于服用丹药）终年53岁。而远在成都的薛涛于第二年（832）秋亦卒于成都，这是一个残缺的句号，令人嘘唏不已。

在薛涛的一生中，除了元稹以外，拯救她于水火之中的韦皋也是她生命中的重要男人。韦皋是一个重情重义顶天立地的英雄，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正是他将薛涛冠之以“女校书”而留千古美名。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象薛涛这样“营妓”身份的女子，无论她的家庭曾经是多么的荣耀辉煌，也无论她们是多么的才貌双全，然终究脱离不了为奴为伎的宿命。此外，武元衡、高崇文、段文昌等人对她亦是比较尊重，这在她的诗作中都有题咏，而这些人都是正史中肯定的那个时代中充满正能量的人物。

（三）

薛涛曾有诗集曰《锦江集》存世，编诗500余首，惜于宋时即已散佚。《全唐诗》辑其诗计88首，断句一条。其诗多五、七言绝句。虽篇章短小，然所容乃大，尤其是其七绝，其味隽永，口有余香，历久不散。其诗特点有四：一是有绵里藏针的抗争意识，自有一种不甘向命运低头的坚韧气质。这在她的《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二首》中得到充分体现；二是有有容乃大的丈夫襟怀。薛涛虽是柔弱女子，然却不乏大丈夫情怀，这应是与她接触的人物有关。在薛涛为之服务的十一位剑南西川节度使中，韦皋、高崇文、武元衡、段文昌、李德裕等都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他们的襟怀、风采、才华应该对薛涛产生深刻影响，作为才智过人、聪明绝顶的薛涛自然会从这些人物的身上吸取更多的精神营养，充实自己。上高崇文之诗，充满英雄气概，非常能体现高崇文的英雄本色，《上川主武元衡相国二首》大气沉重，绝非小女子手笔，“军城画角三声歇，云幕初垂红烛新”真有老杜遗风。七绝《筹边楼》：“平临雲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此诗与盛唐诸公之边塞诗相较，毫无逊色，而犹其是出自女子之手，更觉可贵；三是清丽俊逸的林下风致。薛涛穿梭于驷马高轩的节度使府中，并不影响她自己对生活品质的个性化追求，她中晚年创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薛涛笺，闭门于锦江之畔，过着自食其力的林下生活，制笺、作诗、写字会友是她生活的基本内容。她的诗最有代表性的是《题竹郎庙》。《赋凌云寺二首》、《菱行沼》等，而“满袖满头兼手把，教人识是看花归”（《春郊游眺寄孙处士二首之二》）之句，活脱脱一个青春少女的娇嗔之态，令人玩味无穷。她的几首咏物诗如《柳絮》、《秋泉》都写得清新脱俗、余韵悠长；四是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薛涛长于写情，写故乡之情，写友情、爱情。尽管她终身未嫁，但并不影响她是写情高手的地位。在薛涛集中《赠远二首》很有王昌龄余响，抒发的是征夫、离妇大爱之情；《乡思》所表达的是薛涛对故乡长安的无尽思念，她朝朝暮暮都幻想有朝一日能扬帆中流，回归故土。薛涛赠友人之诗更具有女性特色，深情绵密，欲说还休，读后分不清是赠友人、情人、亲人，让人遐想联翩。如七绝《送友人》情景交融，《西川郭简州寄柑子》让人回味，《寄词》在一种亦仙亦道的幻境中似乎又联想曾经入阁为相的元稹；《别李郎中》、《送郑眉州》真的分不清是送情人、还是亲人。《江亭饯别》中的李并州又是何人，值得薛涛“四更”后仍为之“心独愁”，一句话，薛涛对友情真可谓重于山岳，深似大海，真挚而坚贞不渝的友情是薛涛一生最大的安慰。

千秋杜甫

杜甫，字子美，河南巩县人，生于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卒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他是大唐盛极而衰的历史见证人，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被后世尊称为“诗圣”。“圣者”谓道德极高者，谓专长之事造诣至于极顶无可超越者。在中国文学史上被尊称为“圣”者，唯道德家、教育家孔子曰“孔圣人”，东晋书法家王羲之曰“书圣”，仅此而已。

杜甫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修习期，即在19岁之前，主要以读书为主，间以游历。第二阶段为漫游期，即自19岁至33岁（732-745）十四年中，曾四次漫游晋南、吴越、齐赵、梁宋诸地，不仅观瞻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历史文化遗迹，增长了见识，更有幸结识了他后半生的挚友李白、高适、郑虔等诗人，写下大量诗章。第三阶段为出仕期，自746年（天宝五年）起，杜甫结束了漫游生活，转而求取功名。已经娶妻生子的他来到长安参加天宝六年(747)的科考，然而此次考试因奸相李林甫作祟无果而终，从此再未踏进科考之门，转而走“终南捷径”即向最高当局献赋和广谒权贵之路。从747年献《天狗赋》，750年献《雕赋》，751年献三大礼赋，即《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才受到唐玄宗的赏识，命他待制集贤院。集贤院隶属中书省，地近机枢，群贤荟萃。“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莫相疑行》），给渴望踏上仕途的杜甫以极大的荣耀。然而这个荣耀却并没有为他带来一官半职，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在“朝扣富儿休，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屈辱之中又度过五年心酸岁月。天宝14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前夕，44岁的杜甫得到一纸河西尉任命。河西（今陕西合阳东黄河边）远离京城，县尉只是一介掌管治安、税务的微职，踌躇满志的杜甫却有种被“打脸”的心痛，他拒绝任职后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为东宫属官，官阶从八品下，掌管兵械物质等，这不仅与立志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反差极大，而且是对“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光环的莫大讽刺。他心灰意冷，未尝到任，便于755年10月由长安出发回奉先（今陕西蒲城）探家。此时安史之乱已经爆发，叛军攻克洛阳，兵临潼关。在此后的756-757年一年多里，杜甫经历了逃难，陷敌的多重苦难，于757年（至德二年）四月，辗转来到肃宗所在的凤翔。曾是太子的肃宗对老部下于危难之秋冒死来投法外开恩，任命杜甫为左拾遗。此职虽为从八品上，但却是门下省的属官，职责是“掌供奉讽谏”。地位重要。唐代诸多宰相都在此岗位上历练过。杜甫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他要尽心主事，尽一个谏官的职责。然而在五月以后，因疏救故交房琯得罪肃宗，几下刑狱，幸得时相张镐申救，于757年八月放归，他第二次离开长安。“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北征》）“明灭”的不仅是夕阳下的旌旗，更是对自己政治理想的动摇。九月长安收复后不久，杜甫又回归朝廷，左拾遗官职尚在，他过了一生中最悠闲惬意而短暂的日子，与贾至、王维、岑参等好友唱和频频，各呈精彩，为大唐留下一系列堪称经典的七律华章。然而好景不常，758年初，终因房琯之事被贬出长安，移任华州（今陕西郑县）司功参军，官阶为从七品下。从此远离中央。同年七月，他为华州刺史郭某代笔向最高当局进呈关于剿灭安史的建议，文见杜甫之识见，颇具古贤之风范。759年春，杜甫东行洛阳，时河阳之战正烈、杜甫自华州至洛阳，一路且行且歌，创作诸如“三吏”、“三别”等大量震古烁今的名诗，一举奠定他在唐代诗坛上“圣”的地位。这年秋天，杜甫离开了他盘桓十余年的官场，选择西行，结束了他人生的第三阶段，开始了最后阶段即流浪时期。根据现代学者朱东润先生的推测，杜甫之所以选择西行，是因为他当年的诸位好友如房琯时贬任邠州刺史（今陕西彬县），刘轶任阆州刺史（今四川阆中），严武任巴州刺史（今四川巴中）（见朱东润先生《杜甫叙论》）自此以后的十二年里，他先“客秦州（今甘肃天水）负薪采橡粟自给”，又“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廓”，又因“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大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经衡山，因客耒阳，大醉而卒。”其间“朝廷曾名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严武“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亦未到任。（注：带“”号均引自《新唐书》杜甫传）。随着杜甫生命的终结，他的诗亦臻于极境。

《全唐诗》第七册收录杜诗19卷计1551首。卷十九前四首编者存疑，故精准无疑杜诗计1447首。是《全唐诗》录诗仅次于白居易存诗数量最多的诗人。对于杜诗，自唐以来历代学者品评著述汗牛充栋，各有千秋。褒贬之间，虽见仁见智，但对杜诗之圣尊地位却基本一致。至于李、杜二公高下之分，虽持论各异，但如元稹、王安石诸先贤态度鲜明地抑李扬杜者亦大有人在。《全唐诗》杜集中，间或见明末清初学着钱谦益之注，以史证诗，见识不凡。近现代学者如郭沫若、闻一多、朱东润等及海峡两岸诸多学者教授对杜诗的研究著述硕果累累。哈佛学者宇文所安先生亦认为“杜甫是最伟大的中国诗人。他的伟大基于一千多年来读者的一致公认，以及中国和西方文学标准的罕见巧合…杜甫的伟大特质在于超出了文学史的有效范围。”（《盛唐诗》第十一章·杜甫）

窃观杜诗之要旨有五：一曰道义，二曰仁心，三曰伦常，四曰雅兴，五曰理趣。

“道义者”，乃杜诗中所秉持一贯之核心价值观。杜甫系出簪缨之族，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思想体系的熏染，居庙堂之高，则忠其君，于危困之中，则念其国，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爱国、忠君、忧民是杜诗的核心主题，贯穿于杜甫一生的创作之中，这也是后人尊其为“圣”的根本缘由。《全唐诗》编者将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作为压卷之作，置于卷首，大有深意。这首五古，是杜甫阐明其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的宣言，也是杜甫求仕途中的自荐书。此诗含四层意思，一是宣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政治抱负，就是要辅佐君主成为象舜尧那样的圣君明君，实施仁政，教化黎庶，使普天之下成为王道乐土；二是表明他为实施这一抱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积累了丰厚的致君泽民理论和能力，即“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这是古代文人“修齐治平”必须达到的境界，在杜甫看来，他已经达到了这个堪为国之栋梁的标准；三是对当前现实的愤慨，这种愤慨是对科举因奸相李林甫上下其手而无果的绝望，“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但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多年追求的美梦，他不平、不甘；四是他对韦左丞抱有幻想，“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幻想韦左丞能帮助他走终南捷径，能有象姜子牙那样的奇遇。这位韦左丞究竟是何方神圣，使得心高气傲的杜甫为之折腰？韦左丞即韦济，他于天宝七年（748）任尚书左丞，是尚书令的副手，左丞分管吏、礼、户三部，右丞分管兵、刑、工三部，他的祖父韦思谦，父亲韦嗣立皆任过此职，史载此公学识人品都说得过去。杜甫在科举无门的窘境下，按规矩走“干谒之路”，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韦济并没有帮上忙。“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挫折令杜甫欲哭无泪，唯有自我解嘲。这首长诗成为我们打开杜甫心灵之锁的钥匙。

杜甫曾在进献“三大礼赋表”中，俯首低眉以“浪迹于”大唐丰草长林中的麋鹿以自比，谦卑地向最高统治者敬献忠心，表明态度。这是杜甫发自内心的表白 ，他的这种表白在诗中转化为自觉承担的道义责任，成为他一生坚持的道德操守。长安收复后，杜甫情不自禁地为之欢呼“己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洗兵马》）；当他因疏救房琯而遭贬谪，他想到的是“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北征》）以表明自己的忠君之心；当他回到家时，面对“衣百结”的妻子，“补绽才过膝”的床前两小女和“垢腻脚不袜”的平生所娇儿，心念的却是“至尊尚蒙尘”（同上）；在贬任华洲司功参军任上，他不仅为华洲刺史郭某代笔进平敌之策，同时“浩荡想幽蓟，王师安在哉。”（《夏日叹》）；当他流寓秦州，旅居桐谷，一家人饥寒交迫，命几不保，他还想念着“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凤凰台》）；赴蜀途中，艰险困顿，念念不忘的是“东郊尚格斗，巨猾何时除？”；那首著名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将那种悲喜交集之激情喷涌而出；在流浪夔州的日子里，他关注中原的军政动态，在《杜鹃》、《近闻》、《八哀诗》以及吟诵关于诸葛亮一系列怀古诗中，念念不忘的是大唐的江山社稷、君臣百姓。在湘江的船上他贫病交加，但心念“山东残逆气，吴楚守王度。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他想尽自己谏官的责任，但已经是希望成灰了。就在他去世前，在接受耒阳聂县令所赠酒肉致谢的诗中，还在为平定湖南臧玠反叛而担忧。在诸如五律《春望》、七律《蜀相》、组诗《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等一系列伟大诗章中，无不蕴含着对国家、对君主的道义担当，故《新唐书》杜甫传评曰“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二曰仁心。仁者爱人，大爱无疆，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我们民族的这种普世价值观，在杜诗中得到最深刻、最完美、最艺术的体现，发出灿烂的人性光辉。我们不仅为他在传诵千古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仰对苍天，俯看大地，面向群山，在风雨中朗吟“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热泪盈眶，更为他在《兵车行》中所描述的骨肉分离的痛苦所揪心，为他在《三吏之别》组诗中所表达的对失去爱子的母亲，失去家人的伤兵，生离死别的新婚夫妻及相濡终身的老夫老妻而悲伤不已；我们也读到杜甫借“新安吏”之口对“瘦男”的安慰和叮嘱：“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杜甫《佳人》一诗，有论者认为是一首兴寄诗，但这首写于西行途中的一次偶遇，却是字字血、声声泪，唐末诗人韦庄的长诗“秦妇吟”不过是老杜此诗的加长版而已！杜甫对这些因战乱和流离失所或惨遭荼毒的王公贵族们，同样是站在人性立场上发出的对生命的悲悯之心。这种心态既是杜甫与生俱来的，又是被儒家文化熏染出来的。在旅居夔州的日子里，杜甫的那首《又呈吴郎》感人至深：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此诗平如白话，无须解释。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首《又呈吴郎》，前者是大胸怀，后者是细情愫。二首诗辉耀着仁者杜甫的博大胸怀，足令后世读者仰望。

三曰伦常。在唐代诗人中，还没有哪一位诗人在诗中所体现对伦常的看重有过杜甫者。在杜诗中，有大量精美绝伦，深挚刻骨的诗章描述着君臣、夫妻、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伦常深情。在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中，他以“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葵霍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来表达他对唐玄宗的敬仰之情，一首《春望》既可以解读为对君臣关系的眷念，更是对朋友、对家人的深切关怀与思念。杜甫对妻子杨氏一往情深。《北征》一诗即是他探望远在“寄异县”的妻子儿女的全纪录；五律《月夜》和《一百五日夜对月》等诗则是杜甫写给妻子的款款情书。对子女，杜甫着笔极为细腻，慈父之心，跃然纸上。他称儿子为“娇儿”“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羌村三首》之二）当他千辛万苦到达凤翔后，在《得家书》、《忆幼子》、《遣兴》等诗中，对尚未成长的儿子宗文、宗武十分挂念，“乱世怜渠小，家贫仰母慈”，告诫他们要听妈妈的话，以免在战乱中“相失”。在蛰居夔州的日子里，他为两个儿子写了五首诗，为幼子宗武的生日写诗，这似乎连现代人也做不到。他还以诗谆谆教导两个儿子，不要忘记叔父们。杜甫有兄妹六人，读杜诗可知他有四个弟弟即杜颖（频）、杜占、杜观、杜丰，有妹一人嫁在钟离（今安徽凤阳）。作为家族中的长子，身处战乱之中，如何尽一个兄长的责任，杜甫唯一能做到的只能是掌握他们的生存动态。弟弟杜占一直随同他在成都，三弟杜颖（频）在山东平阳，另一个弟弟杜观时在长安，杜甫暂居陕州时，杜观曾来探望，并决定来湖北定居，杜甫在大历3年至4年（768-769）春夏，连续写诗十五首，表达他对诸弟的关切。杜甫家族根在荆州，所以他有“老身须托付，白骨更何忧”的回归故土之念，他将弟弟杜观自长安召来，并携家定居于此。后来杜甫选择去湖南，而长子杜宗文亦留于此，至今湖北大冶等地仍有自称是杜甫后裔的杜氏家族。第五弟杜丰应是遁入空门，杜甫在《第五弟丰独在江左近三四载无消息觅使寄此二首》中有“闻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之句，杜丰云游不定，但他还是想“明年下春水，东尽白云求”即想于770年春沿江寻找。然而他“团圆思弟妹”的心愿至死未能完成。（《叹示两儿》）对亲人如此，对朋友的忠诚与热忱更能体现杜甫的儒者风范。他将朋友视同手足，朋友有难，他毫无畏惧予以解救，比如他疏救房琯，几近极刑；而朋友则是他一生精神与物质生活的依靠，他后半生的流浪就是在知交的帮助下走过一山又一山，趟过一水又一水，直至去世于友人的盛情馈赠中，从这一点上说，杜甫是幸福的。杜甫与众位友人的深情厚谊堪称中国文人交友的典范，他与李白的寄赠诗多达11首，写给挚友高适的诗17首，给密友郑虔之诗19首，而对亦友亦弟且位居高位的严武多达28首。《新唐书》曾有严武因杜甫不敬而欲杀之的记载，一家之言，可信度不高。《全唐诗》录严武之诗共六首，其中有五首是写给杜甫的，七律《巴岑答杜二见忆》结句云“跂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胜悲”诗见二公情义之深重。杜甫与王维、岑参、贾至、裴迪等盛唐诸位大诗人都有深厚友谊，并有名诗存世。

四曰雅兴。杜甫自幼饱读经史，研习六艺，学养深厚，兴致高雅。在杜诗中，有关书画、音乐等华章迭现，既见其独具的鉴赏水平，又见其对书画等艺术的独到见解。关于书法，杜甫对草圣张旭的评价可谓别具慧眼。张旭以草书闻名于当时，留香于后世，被尊为“草圣”。亦是当时著名的“饮中八仙”之一。《全唐诗》中李白、高适、李欣等盛唐大家都有诗赠张旭，张旭存诗六首，诗风高雅脱俗。杜甫在名诗《饮中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三句诗三层意思，一是肯定张旭以草圣之名而闻名于当时；二是概括指出张旭在进行书法创作时亢奋的精神状态，三杯酒落肚，正是酒酣而未醉即所谓酒酣耳热时，脱帽露顶；三是挥毫落纸，笔势如行云流水，墨迹似浓云淡烟，将张旭书法创作的特点传神写出，可以说杜甫对张旭草书特点的概况比李白更具体，比高适更内行，比李颀更富文采。大历元年（766）初，杜甫暂居夔州，（今奉节）在一位曾任殿中监的杨姓官员府上又见到张旭草书真迹，写下《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注：殿中监为殿中省主官，从三品，掌天子服御之事。）起首写道：“斯人已云去，草圣秘难得，及兹烦见示，满目一凄恻。……”对于张旭去世，极表沉痛。诗中特别指出张旭草书的气格是“俊拔为之主”这是杜甫对张旭草书鉴赏认识的深化，也为后人鉴赏张旭的作品提供借鉴。对当时负有盛名的书法名家如薛稷、李潮，杜甫都有独到见解，在《观蒋稷少保书画壁》诗中，他以“郁郁三大字，蛟龙笈相缠”来赞赏薛稷所题“慧普寺”大字匾额，苍劲传神，而《李潮八分小篆歌》俨然一部书法简史，诗中特别指出小篆的笔画特点以“快剑长戟森相向”，“蛟龙盘拏肉屈强”二句来概括，可谓深得三昧之言。在《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一诗中，更是将当时宫中书法活动详尽写出，可见杜甫不仅对书法有精深造诣，而且对当时官方所举办的各种书法活动亦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杜甫虽然没有留下一字一墨迹于今，但他在游历和流浪途中的书写实践还是有的，其诗《巫山县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别兼诸公携酒乐…留于屋壁》则明确记录他曾题诗于壁，可见其书法应具有相当水平，否则，以他当时在文坛上的知名度，他绝不会留笑柄于世间。

对于绘画，杜诗中有相当数量精彩绝伦的华章。古风《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表达杜甫对开元时代名画家曹霸画技、画风的崇敬之情。诗中对曹霸画人、画马重在神韵的点评，可谓深得绘画之要旨，其论马“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成为后人画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在另一首《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中，对曹霸画的昭陵六骏图及九马图亦见杜甫对绘画赏鉴之精当。杜诗中以论画为题诗多达十余首，对当代及前辈画家如李思训、薛稷、韦偃、王实、奉先县尉刘单的山水、姜楚公的画鹰等都给予恰如其分的点评，“老夫平生好奇古，对此兴与精灵聚”（《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体现了杜甫对绘画艺术深厚修养。

在对音乐的鉴赏能力方面，我们可以从解读他著名七绝《江南逢李龟年》一诗中看出端倪：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李龟年是开元、天宝年间著名歌唱家兼宫廷音师。诗中之岐王乃指玄宗弟弟李范，他是一位儒雅的王子，崔九即玄宗时任殿中监的崔涤，他是玄宗的宠臣，杜甫诗中所写的“岐王宅”与“ 崔九堂”应是当时他们举行小型室内音乐会的场所，而“寻常见”与“几度闻”则是表达他与李龟年相识已久的往事，几度“闻”应是指曾几次在崔九堂前听李龟年演唱。有学者认为杜甫当时年少，是否参加过这样的活动持怀疑态度，但从文本解读，杜甫应是不止一次去参加这样的音乐活动，更说明青少年时期的杜甫对音乐的浓厚兴趣。杜诗中写音乐的诗还有《听杨氏歌》、《夜闻觱篥》、《秋笛》、《吹笛》等，诗中均体现杜甫对音乐非凡的解读能力。

五曰理趣。杜甫是一位热爱大自然的人。自然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禽一兽都能打动他那颗纯真之心，而与此同时，他总能在对自然万象的欣赏中获得某种心灵上的感悟，他将自己的感悟化为绝妙诗章，娱悦己心，开化他人，谓之理趣，正源于此。名诗《望嶽》前六句描写泰山之高，之雄浑，都是欣赏，而结句则是神来之笔“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转换之间，将雄伟壮丽的泰山山势，转化为奋发向上，豪情勃发的心理感受，其实杜甫只是“望嶽”而并非登嶽。上元二年（761）暮春的一个黄昏，流浪至成都的杜甫来到锦江边的一座无名小亭，俯视流水，举首望野，一首小诗，脱口而出：“坦腹江亭外，长吟野望诗。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颦眉。”前六句悠然自得，颔联之意味无穷，极受后人膜拜，此刻的杜甫是那样平静，怡然自得，心不因流水所动而动，意如白云般闲止，而暮春中的万物安然的依照自己的意愿欣欣向荣，此时此刻的杜甫已经与流水、白云、万物融为一体，构成一幅和谐美妙的自然图卷。然而尾联犹如静谧中的一声春雷，使沉醉的杜甫警醒：锦江之东，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叛称王，大局中的安史之乱烽烟仍炽，使得心忧天下的杜甫愁上心头，眼前美景瞬间化为去国之忧！

在杜甫心中笔端，草木含情，鸟兽有知。在成都草堂安居的日子里，他享受着“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令人神往的生活；他在成都一系列佳作如《春夜喜雨》、《狂夫》、《堂成》、《为农》、《客至》中都抒发他的那种在大自然和谐的节律中所享受的心灵上的安详平和。在夔州，他与树木花果结下诗缘，不仅在农业劳动中获取自食其力的硕果，也在农业劳动中与他的佣夫、邻居结下深厚和融的人际关系，更是在种植中获得与各种动植物亲近的心理感受。在杜甫诗中，一双“归燕”，一点“萤火”，一羽“促织”，一匹“病马”，一队“归雁”，一只“子规”，还有“斗鸡”、“鹦鹉”、“猿”、“鸥”，甚至一尾“黄鱼”，一群“白小”（指小鱼）等等万物，都会引发他无尽诗思，在《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中将人和花紧紧相联，人花相映成趣或相映成悲，皆随心意，杜甫就是从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中获得如此丰裕的创作灵感，收获如此丰厚的艺术硕果。

一部杜诗，汪洋肆意，浩浩荡荡，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然杜诗中没有李白那样飘逸的游仙诗，更无一首香艳的狎妓诗，甚至连女性题材的诗均少的可怜，那首著名的《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歌》与其说是专写女性艺人，不如说是对童年往事的一种回味。杜诗中唯一在诗题中点出有“女乐”的诗是《数陪李（章）梓州泛江有女乐在渚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章）》诗中之章应是时任梓州刺史的章彝，此人后为严武所杀，是一个行为不端的人，而杜甫在第二首结句中云“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可见杜甫对此种官场陋习的态度。以杜诗之大，不涉仙道，以杜诗之博，不近女色。此两种现象，在唐代成名诗人中，无可比肩者！而无论是古人或是今人，只要你认真的读杜诗，你都将得到一次灵魂的洗礼和净化！

关于杜诗的艺术特点，古今学者文人评论无数，然无论怎样评定赏鉴，总离不开“深涵博大，法度深严，锤炼严谨，沉郁顿挫”这十六个字，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人格特质决定了其作品的艺术特点，自杜诗传世的那一刻起，对其评价便应运而生。而第一个对杜诗作出评价的人便是李白。在太白集中，赠杜甫的诗有三首，比起杜甫赠李白的诗十一首似乎少了一些，但正是李白这三首诗，对杜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李白的第一首诗是“沙丘城下寄杜甫”，诗中有“思君共汶水，浩荡寄南征。”李杜于744年（天宝3年）春末相识于洛阳，同游齐鲁分手后，李白遂有是诗。另一首《鲁郡东石门送杜甫》亦是写于同一时期，二诗皆可见二公友谊之深厚。李白年长杜甫12岁，相识前李白已经以“谪仙人”而名满天下，并以翰林待诏身份从宫中放出，他能与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杜甫倾心相交，惺惺相惜，这本身就是对杜诗的认可。另一首是为人所熟知的《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题是戏赠，然诗非戏言，他表明李白对杜甫的关怀，对杜甫刻苦严谨的创作态度和呕心沥血创作追求的赞许。正是杜甫为诗而“苦”，为诗而“瘦”严苛的创作态度，才使他的诗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准两个方面达到登峰造极之境界，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诗坛之“圣”。

读罢杜诗，掩卷深思。别人怎么说，都是别人说。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地出现一个踽踽独行，骨瘦嶙峋的荷杖老人，他缓行于中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间的山川大地上，时而回首，时而前瞻，他的目光虽有些游离，但他那颗向往光明的心却始终坚定。他失败过，沮丧过，但他从没有放弃过。他的诗章永远洋溢着道义的担当，智者的光芒，仁者的坦荡与慈厚，他那颗火热的心始终贴紧他深爱的大地和万物，他是为那个时代而生、也是为那个时代而死的诗人，同时他也穿越过那个时代，成为中华民族、中国这块大地上永恒的诗的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