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一本书，书名叫《苏北利亚》，作者于疆。
书写得不错。作者那平实的表达、幽默的语言和温而不火的情绪，比较适合我的口味。不过，真正吸引我一口气将其读完的根本原因是：书中所记述的“苏北利亚”——江苏省洪泽湖监狱及其前身苏北沿海地区五大劳改农场，是我人生最初成长的地方！
一
于疆，本名江宇，旅美作家。祖籍江西永新，1954年毕业于上海市市东中学，同年考入南京工学院电力工程系，四年级时被错划为右派，其后22年在苏北劳改农场度过。1982年赴美，做过餐馆杂工、电工、电气工程师和GWC工程公司总裁，2004年退休。业余写作，以散文和文学评论为主，曾获第十五届联合报文学奖。担任过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和名誉会长。
《苏北利亚》里所记述的，就是他在劳改农场（后来改称监狱）的那段“悲惨离奇荒诞”的牢狱生活。编者在“内容提要”里这样介绍：
《苏北利亚》是一部个人回忆录，也是一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实录，记述作者作为一名大学生右派，在苏北集体农场中度过的二十多个春秋，如何一步步从理想主义者变成现实主义者。对当年的极“左”路线，作者作出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其中，有关生活、劳动、教学、恋爱等等故事，都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离奇荒诞，惊心动魄，极具传奇性。
作者在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苏北利亚基本上是大有农场、东直农场、新荡农场、民生农场和潮河农场等五大劳改农场结合成的，涵盖了从废黄河到灌河口的广袤海涂。”
需要补充一点，书中的后半部分还涉及到由上述五大农场迁徙合并而成的洪泽湖监狱。这个座落在洪泽湖畔的被当地人称作“车路口”和“农场”的监狱，与原来的五个劳改农场有着承接延续的关系，故而在于疆的笔下也被称为“苏北利亚”。
面对这样一本“身边人写身边事”的书，即使是为了探知作者“写得像不像”，我也会认真地读一读。
匆匆读罢，心灵受到震撼，但脑海一片空白。奇怪的是，我非但未觉着清醒，反而觉得原先熟悉的一切正在变得陌生，甚至恍若隔世。
作为从同一块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对于这块苍凉而神奇的土地，于疆的认识与我差别之大，超出我的想象，尽管他的认识比我深入也深刻得多。
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我几乎没有为洪泽湖监狱这个被我称作故乡的地方写过一个字，这与我每年二三十万字的写作量很不相称。但这并非意味着，我对这块土地就完全没有感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这禁锢的圈子里生活久了，把周围的一切都神秘化了，及至今日，回望过去，神秘的浮云依旧飘飘忽忽没有散去。我不否认，依靠模糊的印象去追忆描述甚至塑造那些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人和事，不是没有勇气和动力，而是根本就没有能力。虽然那里埋藏着父辈们的创业历史，孕育过我和小伙伴们的童年梦想，也发生过鲜为人知的却关乎共和国安危的故事……
实际情况是，在这个农场（监狱）建立初期的1956年，父母在黄海之滨生下了我。9年后，为适应战备需要，我们随着农场举家迁到了洪泽湖畔。又4年后，还没等对那里的一切形成完整的印象，我又跟随父母离开了。
而于疆则不同，1957年冬天他踏上这块“神奇而荒凉”的土地的时候，虽然仅有20岁，却已是身着白色西装风度翩翩的大四学生了。彼时的他，应当完全具备独立充分的认识和思考能力。他经历了一个“犯人”从被捕宣判到接受劳改的全过程，时间跨度长达22年之久！我至今弄不懂《苏北利亚》编者所称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实录”的真实所指——是作者22年的“被改造”，还是铁窗下的“自我改造”或“逆改造”？“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22年的“改造”使于疆获得了独特的视角，而视角的独特又衍化成创作手法上的独特，这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出端倪。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到了大洋彼岸后才成为作家的，而他在苏北劳改农场（监狱）的牢狱生涯，则成了他丰厚的生活积淀和创作源泉。这一切，是一般的作家无法比拟的。
实话实说，我还是蛮喜欢于疆的作品的，当然也包括在网上能看到的他的其它作品。单就这本书而言，其中的诸多故事和细节我觉得还是真实可信的。与其说是喜欢，不如说是理解和信任。他的这部作品不是小说，自然不应该有虚构的成份。出于对其人格的尊重和信任，我没有理由怀疑他创作的动机和诚意。他的作品固然悲怆凝重，但也不失诙谐幽默，即使是在嘻笑怒骂揶揄责难之间，也很难找到恶意中伤信口雌黄的痕迹。应该说，在这部作品里，我看到了一个蒙冤者的挣扎、抗争和隐忍，领略了一名批判者的尖锐、执着和思辩，也感知了一位作家的学识、中庸和良心。我不止一次地拷问自己：假如身陷囹圄的人是我，我会在这22年中如何生活、认识和思考？在经过几十年的沉淀和反思后，我又将在新的舆论环境中如何发声？40多年前，我跟随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父母下放农村，在十分悲凉和近乎绝望中生活了4年。时至今日，我能否淡然地认为，心灵上的那道伤痕已经完全弥合？
说到伤痕，我倒是想起了一个与我和“右派”都有关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人翁是我老舅，上海某工厂工人身份的工会主席。当年因为同情厂里的某个“右派”，他也被打成“右派”并被送往青海某工厂监督劳动。22年后，同去的“右派”纷纷平反返沪，而老舅的事却无人问津。他向有关部门申诉，答复令人震惊而又毋庸置疑：“经查，你是工人身份，不属于抓右派的范围，档案里也无右派结论。你到青海属正常调动，因此也不存在平反和返回上海的问题。”天哪！顶着“右派”的帽子在青海呆了22年，竟然是“正常调动”?！这个结果，简直比当初被抓了“右派”更可怕！老舅如五雷轰顶，从此以酒浇愁，最后郁郁而终。老舅到死也不知道，他这个不是右派的“右派”身份，还影响到诸多亲属。我姐姐1971年报考海政文工团没被录取，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一层“社会关系”。说起来让人啼笑皆非，我父母作为管理“右派”的干警，而自己的弟弟却也是“右派”！“同是天涯沦落人，相'怜'何必曾相识。”自家的窘况和老舅的遭遇，也许是我理解于疆的重要原因。
当然，理解不等于赞同。
二
读于疆的书，我是有心理铺垫的。在此之前，我早已读过从维熙、张贤亮等人反映右派牢狱生涯的诸多作品，读过省委党校同学张晶描写新一代狱警生活的小说《矫正大师》，读过父母的老战友谷万江、卢水银两位前辈的回忆录，还参与了《洪泽湖监狱志》的后期审稿，再加上有限的亲身经历和父母的回忆，自以为对苏北劳改农场历史乃至我国的劳改事业的发展史多有了解。但我毕竟还没有读过象《苏北利亚》这样一本与本人最初生命轨迹高度重合，与父辈“创业战斗”经历几乎平行，以右派“改造蒙难”历史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因而，我对于疆及其作品产生兴趣是顺理成章的。相信与我有着类似经历的人，也会很自然地成为这本书的读者群。
不是么？当《苏北利亚》一经花城出版社出版并立即成为畅销书后，就很快在苏北乃至江苏的劳改干警（他们当中有许多跟我一样被称为“警二代”）中引起强烈反响，一些与于疆（江宇）有过接触的人士，努力拼接还原他牢狱生活的片断，重新标定这个当年的“右派分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在我的记忆中，我应该与于疆有过一面之交。
1976年初夏，我在洪泽湖监狱的前身洪泽农场实习期间，到场运输队看望一位亲戚。当时，亲戚正在与一名“场员”（劳改劳教留场就业人员）讨论什么技术问题。由于干部要会客，那场员知趣地走开了。亲戚指着那名场员的背影告诉我：“这人是个大学生，技术和理论都是一流！”据了解，当时运输队的场员中，只有于疆一名大学生。由此不难推断，我见到的那位无疑就是于疆。相隔时间过久，我已无法回忆出于疆的长相，甚至说不清他是否戴着眼镜，也就更难将当年的场员“理工男”与今天的著名作家等同起来。冥冥之中，只感到命运之手的存在。这是闲话。
再说于疆的作品。《苏北利亚》不仅很有读者，还在评论界掀起了波澜。有学者这样评论这部作品：在劳改农场（监狱），“人的尊严被蹂躏，被践踏。对思想违逆的惩罚，须经受野蛮的体力折磨，而目的是从精神上摧垮，从肉体上消灭。这是中世纪的野蛮的暴行，其实也曾在我们的国土上演。”
果真如斯所言？
对此，我不想简单地回答是与不是。无论我怎样回答，都可能引来争议。
几十年来，我国的劳改劳教制度一直就是一面“金银盾”：从不同的角度看，其结论完全不同。即便如此，这面“盾”依然长期存在，并依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我的父辈们，则是以锻造这面“金银盾”为起点，开始了自己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漫长生涯，开始了“我为监狱献青春，献完青春献子孙”奇异人生。正是有了他们和于疆们的存在，才有了关于“苏北利亚”的故事和传说。
奇怪的是，在接触于疆作品之前，我并未听说过“苏北利亚”这一称谓。是我孤陋寡闻么？我问过许多在苏北劳改农场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同学，他们竟也表示闻所未闻。惴摩再三，窃以为这一称谓多半是于疆成为作家后加工提炼出来的，就象他在另一篇作品中将犯人子弟戏称为“犯二代”一样。否则，右派改正已30多年，怎么这一后来成为畅销书名的地名绰号，却一直不为人所知？这不是当事者们有意保守秘密，便是他们莫名其妙地集体失忆了！
何谓“苏北利亚”？
作者的本意和我的猜测大约是一致的：它源自俄国的流放之地“西伯利亚”。
众所周知，从乌拉尔山脉到太平洋之间，有一片现在仍属于俄国的辽阔土地——西伯利亚。由于地处边远且环境恶劣，其一直是沙皇帝国的反对者们的流放之地。无论是以穆拉维约夫为代表的十二月党人、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民粹派分子、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还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的早期领袖以及他们的家属，都在这里经历过与世隔绝的流放生活。十月革命后，西伯利亚又成为苏维埃政府集中惩治敌对势力的地方。曾在西伯利亚被关押了八年的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无情地揭开了西伯利亚神秘的面纱，向世界揭露了集中营摧残人性杀戮生灵的真象，展示了红色阴影下的黑暗，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了如此特异的历史轨迹，西伯利亚这一称谓，也就自然地成为寒冷、残酷、血腥甚至死亡的代名词。于疆的作品把地处苏北沿海地区的劳改场所比作“苏北利亚”，其象征意义可想而知。
假如我们按照作者的意图，试着把“苏北利亚”与“西伯利亚”之间划上等号或相似号，是否就意味着，新中国的劳改事业等同于沙皇当局的流放制度？换言之，是否因为西伯利亚曾流放过革命领袖列宁，而苏北劳改农场关押过一批“右派分子”，就可以把两地相提并论？再者，于疆们在接受“劳改”的过程中，除了备受冤屈之外，是否还饱尝身心摧残和肉体折磨？而在这块土地上付出汗水、热血和青春的管教人员，是否也成了狰狞可怕、无恶不作和臭名昭著的酷吏？回答上述问题，肯定又面临一场争论。当然，如果作者只是为了追求视觉效果——让人一看到“苏北利亚”，就立即产生目睹西伯利亚的凄凉阴冷、残酷血腥场面的感觉，则另当别论了。
在此，我不得不心悦诚服：作者的目的达到了。
在于疆作品的评论者看来，一名亲历冤狱达22年之久的知识分子，能够在痛苦、歧视、屈辱下生存下来已属万幸，倘能写出一部得到多方接受的反映监狱生活的文学作品，则更是难上加难。对此，我自然没有异议，甚至对作品中个别细节甚至部分情节的失真，也依然表示能够谅解。
但不可否认的是，标题和书名，历来是文章和著作的灵魂，有着鲜明的导向性。也就是说，其引领着读者欣赏或排斥的方向。况且，单凭这部作品的“自己写自己”，就已经在真实性上先得一分，作者似不应枉对读者的信任。本来只是一部书的书名问题，看似无关紧要，如若将其进一步发展为一个地名或一种社会现象的代称，就带有明显的贬义和偏见了。
人们不禁要问：在黄海之滨组建劳改农场，难道只是为关押那些“心怀报国之志却惨遭冤狱的知识分子精英”？或者说，这间劳改农场本来就是冤狱成灾草菅人命之所在？果真如此的话，说这里是“苏北利亚”似乎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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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牵扯到对我国劳改制度及其实施情况的整体评价，似乎不用我来作答。但是，这个问题还是让我纠结不已。正是怀着一颗纠结之心，我才尝试着去叩开了那扇封闭已久的、隐藏着诸多历史秘密的监狱大门。
三
上世纪50年代初，为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反”运动，加上土改运动的“斩获”，一批批“地富反坏军警宪特分子”和其它“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被投入监狱。一时间，各大中城市和县城的监狱看守所人满为患，亟需组建一批能容纳并教育改造众多罪犯的场所。于是，地处黄海之滨的“华东军政委员会苏北新人农场”应运而生。
新人者，将罪犯改造教育成新人之意也，这表明了组建这个劳改单位的真实目的。
据我了解的情况，我国的劳改单位对内都称为劳改支队或劳改队，对外则分三种情况：第一种直接称监狱，驻城市，一般以所在城市命名或在省名后缀以序号，如南京监狱或江苏省第一监狱；第二种对外称工厂，驻城市，如南通新生织布厂；第三种对外称农场，驻农村，犯人从事农业生产，如洪泽农场。监狱法定施后，对外一律称监狱。因此，本文涉及到的“盐狱”和“农场”等概念，其本质意义是一致的，无须赘加说明。
“新人农场”自1952年6月开始筹建，初为总队（地厅）级建制，隶属于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首任政委兼场长是红军干部姜文章（后兼任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农场实行总场（总队）、分场（处）、大队（科）、中队四级管理体制，干部们按部队职务套入相应职级岗位。农场领导机构成立后，又先后从华东公安部、华东公安部干部学校、华东军政大学教导团（整建制，农场干部的主体）以及浙江、福建支队等单位调进干部1900名。干部中“老八路”居多，老红军还有喻国兴、徐福生等好几位，于疆作品里提到的女红军王文珍也在其中。这批先于犯人进入农场的干部，会同从当地滨海县临时招募的25000余名民工紧急奔赴海滩，拦海筑堤，修桥铺路，搭建临时工棚。
两个月后，17494名罪犯（反革命犯占90％）陆续进入。
再两个月后的10月1日，新人农场在欢庆建国三周年的鞭炮声正式宣告成立。
几年后，于疆等“右派分子”进入农场时，新人农场继更名为建设农场（划归江苏省）之后，并在1956年被拆分为东直、新荡、民生、潮河、大有等五个农场，在押犯人总量虽大幅减少，但总体规模有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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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疆所到的是东直农场（原一分场），对内称江苏省第一劳动改造管教队。
还是说新人农场。这个可容纳两三万人的大型劳改农场，在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从组建到正式成立，只用了四个月时间！其中的艰难困苦，不是今人可以想象的。在其最初三年，被后人称之为“黄海之滨拓荒”阶段，作为最艰难的一段，被写入《洪泽湖监狱志》。
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被问起何时最苦最累最令人难忘时，硕果仅存的“老管教”们仍异口同声：建场初期。
毋庸讳言，在共和国的历史中，1959至1961的这三年，是可以与饥饿、灾荒、疾病和死亡同日而语的。有关这三年的文学作品早已充斥文坛，关于这三年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争论也一直持续至今。于疆的这三年，正是在我家所在的农场里渡过的。他在作品中，用了较多的篇幅，把这三年作为最阴冷黑暗、最刻骨铭心的阶段来加以描绘。不管他怎么说，就“苦难”而言，在苏北劳改农场这个特定的地域，这三年也许真不能与建场初期的那三年相提并论。
这里，不妨以人的生存必需之“衣食住行”为例，将前后两个三年作些许比较：
先说“衣”。
军人出身的管教干部们，都是穿着军装来到农场的。别看这黄土布的军装新的时候还有模有样，可洗了几水之后，就象纸一样白，象纸一样薄，再加上汗水、雨水、泥水的不断侵蚀，整日价盐渍斑斑，看上去象披了幅“世界地图”。稍一用力，“地图”上就会被扯开一道或几道口子，宛如弯弯曲曲的国境线。烈日炎炎之下，女干部们多被安排在室内工作，男干部们要在野外带工，被热浪烤得恨不能赤膊上阵，但碍于警容风纪又不敢造次。这样，一个季节的衣服穿不到头便完全没了“图象”。到了冬季，按照南方标准配发的棉衣被褥，根本抵御不了海滩冰冷天气的侵袭。白天，人们还可以通过大幅度的活动自行取暖，一到了晚上，就统通成了“团长”。若是遇上寒流肆虐，又都成了“冰棍”。
干部们窘态如此，犯人的状况便不难想象。彼时，还没有统一的囚服，犯人们大都穿着从家里带来的衣服。或长袍马袿，或粗服短袿，林林总总，五花八门。跟干部们一样，犯人们最难过的也是冬天。单薄的衣被无法御寒，许多犯人便采集芦花装填到棉衣的夹层里，其保暖原理类似今天的羽绒服，但其御寒能力自然远不及后者。
当时，农场正进行紧张的水利施工。在严寒的淫威下，水利工地的流感也趁势大面积暴发，其它传染病也不甘示弱跟风而至，病患者一度突破千人，局部冻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当局先是减轻劳动强度，最终不得不实施全员撤退。可是，人虽撒下来了，不等于解决了御寒的问题。为确保全体犯人安全过冬，经华东公安部出面斡旋，紧急调运了大批棉花布匹，为急需的犯人补齐衣被。与此同时，一座规模较大的被服厂也在农场应运而生。在此之后，每当犯人入狱之际，他们都会领到统一配发的服装和棉被。服装是黑色的，有明显的标志意义，就是于疆说的他平反返回南京时穿走的那种。服装被褥的问题解决了，因缺衣少被的原因而导致冻伤事故的情况也就基本杜绝。
再说“食”。
“食”就是“吃”。在国人的语言交往中，“吃”也许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了：吃香喝辣、吃苦受累、争风吃醋、坐吃山空……熟人见面，一声“吃了吗”算是招呼，上了当叫“吃亏”，动用家底叫“吃老本”，关系硬的叫“吃得开”，路子宽叫“通吃”，犯了事的叫“吃官司”，被杀头的叫“吃枪子”……可见“吃”字与人们生活的密不可分，于疆在书中也用大量篇幅写“吃”。
建场初期，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尚未突施，国家也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虽然1952年的全国粮食产量比建国时增长了45％，但仍跟不上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更何况朝鲜战争正打得不可开交，军粮的供应量与日俱增。劳改农场用粮仅次于军粮，但供应也不畅达，总是吃了上顿愁下顿。干部和犯人开始无定量，可以尽饱吃。后来有了定量，定量低吃不饱是肯定的。据资料记载，实行粮食定量后，曾引发“部分犯人情绪不稳甚至抗拒改造”的问题，而且问题还相当严重。您也许会说，吃不饱不是可以“瓜菜代”么？但当时的条件并不适合自种蔬菜，自然无瓜菜可代。不象几年后，每个伙食单位（中队，200人左右）都有了菜地和猪圈，粮、菜、肉基本自足。
50年代后期的于疆们固然也吃不饱，但可以用胡萝卜甚至野菜充饥。这一点，于疆的作品已有记述，从我父辈的回忆中也能得到印证。据《洪泽湖监狱志》记载，三年困难时期，农场犯人的月粮食定粮先后调整了28次，由22公斤下调至14.5公斤。为了让犯人（劳教）们在一减再减的定量之下不致于非常减员，当时在东直农场主持工作的家父，力主大面积扩种萝卜（包括白萝卜和胡萝卜），连年获得丰收，我家姐弟仨还抱着大萝卜照过相。萝卜丰产后，他和他的同事对上隐瞒了部分产量（因为萝卜不属于粮食）。结果，尽管顿顿胡萝卜让于疆们吃得两眼发绿，但东直农场没有在那三年中因饥荒饿死人终归是不争的事实。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饿死一名犯人（或劳教人员，下同）当局承担的责任，远比社会上饿死一名百姓大得多。按规定，每死亡一名犯人，都要对其死因展开调查，有一套很复杂很严格的程序，绝不象于疆笔下的“埋死尸”那么简单。
东直农场没饿死犯人的“成绩”，受到上级的关注，种胡萝卜瞒产一事却“因福得祸”东窗事发，父亲被作为“右倾”受到追究，文革期间又旧事重提在劫难逃，直到1979年才获平反。这是当初的江宇在黄海之滨皱着眉头啃着胡萝卜时没有料到的，也是后来的于疆在大洋彼岸喝着牛奶敲着键盘写《苏北利亚》时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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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再回到建场初期。那时的盐碱地里除了盐蒿就是芦苇，连一棵野菜也找不到。要命的还有，从新开河道挑来的水，是被芦苇浸泡过的，黄黄的又苦又咸，不仅口感极差，进入腹中还不住地捣乱。一时间，因拉稀跑肚到门诊部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有人“发明”了一个“方子”，在烧开的水中加上一把面或米，结果很管用。当然，吃饭毕竟是第一件大事。平日里，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到了青黄不接或大雪封门之前，就不得不派人四出买粮运粮。运得顺利，自然没有故事。如果不顺利，那其中的故事，就难免骇人听闻了。1952年12月1日，农场二分场二大队副大队长唐金平等干部带着犯人到总场背运粮食，在回来的路上，突遇寒流，鹅毛大雪铺天盖地，气温令人难以置信地由零上10度骤降至零下22度！在家留守的副教导员谷万江情知不妙，立即带人前往救援，却无力回天。结果，导致了冻死56人、冻伤100多人的特大事故。事后，谷万江、唐金平等与此相关的一批干部受到处分。时隔半个世纪，谷万江老人回忆起此事，仍认为这是“一生都难忘的最大最深刻的教训。”这一最终变成事故的故事，发生在于疆进场之前，于疆在书中借别人之口转述了此事，将冻死人数说成了100多人，看来是以讹传讹。
三说“住”。
建场之前，农场幅员中的土地一片空旷。别说是建筑物，就连手指粗细的树枝也找不到。“要想富先栽树”，可你想栽树也没有合适的土壤呀。在这片兔子不拉屎的荒蛮之地，要把这两万人的队伍安顿下来并生存下去，简直是痴人说梦。但即便是梦，也得硬做下去。于是，在空空如也的盐碱地上，相继立起一座座“人”字形窝棚：先把几根毛竹搭好，再串上横梁，盖上芦席和茅草，一间冬不暖夏不凉的窝棚便建成了。
那个年月，从师职干部到罪犯，都是把铺盖卷往茅草上一放，便在窝棚里安身，一样地受冷挨冻，一样地身上长满虱子，没有特权，没有例外。不同的是，犯人的窝棚较大，住得人也较多，并日夜有人看管。场部的办公室，用的是电影上看到的那种军用帆布帐篷。窝棚里阴冷潮湿，卫生条件极差，加上盐碱地上大量的盐份蒸发，室内外的空气都十分污浊。场里的集体活动，只能在户外进行。
一年后，3000间“砖底、席墙、草顶”的简易住房建成，被称为“大礼堂”的大草棚子也投入使用。这样，才算有了可以遮风避雨的宿舍和监舍，有了开会和文娱活动的场所。我母亲参与排练的“红军舞”、“侵略者的下场”等节目，就是在“大礼堂”里首演的，也算是“苦中求乐”。在志愿军里当过文化教员的鲁刚伯伯是节目的导演，他的这个业余角色一直延续到文革中期他下放农村为止。对了，他还担任过后来犯人剧团的导演和舞台监督。大跃进中，上级要求增加犯人的文化教育和文艺活动，犯人中的文艺人才被陆续发掘出来。东直农场成立了一个由劳教人员组成的业余剧团，生旦净末丑、吹拉弹唱舞，一应俱全。剧团排出的剧目，不仅在场内（指五大农场）演出，还登上过滨海、盐城的舞台。剧团是业余的，却是常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也没停过。试想，如果农场当时确实居无定所，饿得要死人，谁还有心思和能力搞劳教人员剧团？劳教剧团的活动，于疆是应该知道的，只不过没被他写进《苏北利亚》。
四说“行”。
行须有道，无道不行。新人农场原先是没有路的，这不难理解。在农场筹建阶段，曾组织二万余民工抢修出一条外界通往农场的土路，为大批干部和犯人的进入创造了条件。
人员到位后，对外交通不仅不再重要，甚至是不再需要——过于方便的交通条件客观会影响农场的安全稳定。要知道，那时的监区还没有高墙电网，犯人的脱逃不叫“越狱”而叫“开溜”，几乎抬抬腿就可以完成。为应对犯人的“开溜”，农场当局一方面加大对逃犯的惩罚力度，以致每年都有犯人逃跑被当场击毙的消息；另一方面，恨不得把农场外围箍成铁桶，把农场的对外通道修成“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所以，在建场初期，场里每年都集中人力，一是开挖河道，形成天然屏障，二是围垦荒地筑堤修路进而实现河沟渠路的配套。
因此，每到冬季，劳改队总有干不完的活，受不完的累。这种貌似划地为牢近乎自虐的高强度劳动，不仅令罪犯们望而生畏，甚至心怀抵触，就连这些工程的组织者管教干部们，也被拖得精疲力竭，身心交瘁。也许就是从那时起，管教干部们形成了独特的作息规律：早晨与犯人一道起身，饭后带工出发。白天工作一整天，晚上犯人点完名后，干部再集中开会学习，交流情况，布置工作，直至深夜。
老干警们记忆犹新：凛冽的寒风中，漫长的海岸线上，两万人的开河筑路大军一字排开，蔚为壮观。这样规模的农水工程，一直延续到“大跃进”年代（于疆的书中亦有介绍）。冬闲变冬忙，大批犯人在海堤上一住就是好几个月，硬是要蜕掉几层皮才能鸣金收兵。某电影厂在农场驻地的滨海县康庄公社拍摄电影《康庄大道》外景时，还借用了农场大兵团修路的远镜头。
限于阅历，我无法把当年农场苦难场景真切详尽地反映出来，于疆的《苏北利亚》也只是记述了他自身经历的局部和片断，并且受到观点和视角的限制，也难免先入为主。无可否认，于疆的劳改生涯，是其人生的低谷，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又是低谷之低谷。对其而言，无论是心理的成熟还是生理的发育，都未得到应有的滋养和呵护，不能不说是无可挽回的缺憾。对于在劳改农场生活得更久的管教干部而言，以美好的青春年华与荒芜贫瘠为伴，以毕生的自由幸福与牢狱囚犯为邻，又该是何种感受？
可以断定，即便有着共同的经历，处在不同的地位，其认识也不尽相同。“理工男”于疆一定知道这样一条几何定义：“在同一平面中的两条直线，如果不相交，必定平行。”也许于疆们与管教干部们对于事物的判断和认识，根本就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同样是天降大雪，于疆的感觉可能是“乱山残雪夜，孤独异乡春”；管教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同样是阴雨连绵，于疆的视觉是“烟水茫无际，空阶滴不休”；管教们期待的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同样是日暮黄昏，于疆的印象是“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管教们所寄托的是“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沈水袅残烟。”同样是夏日炎炎，于疆们体会到的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管教们要表达的则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前者哀怨，后者淡定，前者直露，后者含蓄，前者形象，后者理性，相信都是真情实感。
四
为了求证历史的真实，我不止一次地问过经历建场全过程的母亲：“你们那时苦么？”
“苦。”母亲惜字如金。
“那您后悔么？”
“不后悔。”
母亲出身于浙江宁波的一个富庶家庭。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她就享受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受一位徐姓女地下党的影响，她在解放前参加了进步组织“读书会”并开始向往解放区。上海解放后，她毅然冲破家庭的阻挠，带着两位弟弟妹妹，前往杭州报考华东军政大学。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和母亲同榜被军大录取的是我大舅，而非那位“误当右派”的老舅。大舅离开军大后去了海军，后到苏联留学，成为海军建设的高级人才，曾在刘华清担任主任的装备论证中心任秘书长。一同报考的还有我的六姨，她没被录取，到女学员队当了通讯员。三人同日入伍，妈妈和大舅后来享受离休待遇，而六姨由于填表时图方便，将入伍时间写成“1949年国庆节”，以“一天之差”被确定为退休。虽经反复申诉，但苦于找不到证明人（自家姐弟证明无效），一直无法解决！奇了怪了！1949年何来“国庆节”？六姨真冤啊！
看来，令人倒楣的冤枉事，谁都可能碰上，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轻的如我六姨，晚年待遇打了折扣；重的如于疆和我老舅，青春年华被葬送。当然还有蒙冤致死的，这个不谈也罢。
母亲军大毕业后，进入军大教导团任学员区队长。在那里，与担任教官的父亲相识。
又一年后，原本被确定调往新组建的空军部队的父母，双双被改派到苏北新人农场任职。
对于来自山东农村的父亲来说，进入农场也许是对既往艰苦生活的“复习”，而对小姐出身的母亲而言，一踏入农场的大门（其实一片空旷，哪来的门？），便开始经历炼狱般的考验。以下是她的回忆片段：
刚来时正是夏天，白昼的太阳懒懒地挂在天上，久久不愿挪动半寸，炙得人头晕脑胀，蚯蚓般的汗珠成排地往下淌，脖子上的汗珠还未来得及淌到脊背上，就被阳光无情地烤干。身上的皮肤就像脚下的盐碱地一样干的起皮，痒和痛，更是轮番折磨着户外的人们。
好不容易熬到夜晚，蚊子和小咬（海边的一种昆虫，比蚊子更加厉害）便如期（哪个“期”啊？）而至。粗纱制成的军用蚊帐，根本抵挡不住蚊虫的进攻。一夜下来，哪个人不是伤痕累累，哈气连天？
要是到了雨天，气温是降下来了，但麻烦有可能更大。一阵瓢泼大雨过后，盐碱滩一片汪洋，行军床下的脸盆、鞋子之类，悉数被大水冲走，哪里找去？
最难过的应该是冬天了。按理，海洋性气候的海滩最低气温也不过零下20度，这对于有取暖设施的北方地区，也许不算什么，但在空旷的盐碱地里，那就是奇寒！“人”字工棚的屋檐口，总是挂着长长的冰凌。夜里，冷风像长着眼睛似的直往棚里钻，没有生火的室内像室外一样冰冷冰冷。毛巾是僵硬的，牙缸放在土坯上之前，必须先擦干，否则早上会冻在土坯上拿不下来。钻进被窝也决不是什么享受，冰冷的被子会让你连连打寒颤，久久不能入睡。我们女同志还好些，可以在专门配发的行军床上睡个囫囵觉，男同志有站岗查哨的任务，夜里爬起来顶着寒风走上一趟，回来时，即使数上一万只羊也睡不着了。可第二天照例还得早起工作……
这就是农场初创时期的生活节奏。
我的姐姐，就在这样的生活节奏中，诞生在建场两周年的“鼓乐”声里。
妈妈说，这孩子来得真不是时候。试想，建场伊始，百业待兴，一个人恨不能掰成两个用。你挺个大肚子，讨厌不讨厌？她下决心不要这个孩子，又过不了父亲这一关。于是，她就私下里一个人去爬田埂，跳沟渠，试图把孩子给“颠”下来。
也许是姐姐的生命力太顽强了，任凭“狠心”的妈妈怎么折腾，她居然根本不为所动，“逼”得妈妈不得不生下了她。
姐姐的出生，给父母的两人世界平添的新的欢乐和生机，也带来的新的惆怅和烦恼。小姑娘天生爱哭，在农场医院的育婴室里，每到某个钟点，全体小宝宝便哭成一片，而那带头大哭的孩子定是姐姐！爱哭，消耗多，也就吃得多。妈妈没奶，靠外婆寄来的奶粉，又不够吃，只好辅以米糊。小东西身体很弱，动不动就拉肚子，而且一拉起来就没个完。有一回，姐姐又拉肚子了，偏偏赶上阴天，尿布干得慢，跟不上换，妈妈愁得直掉眼泪。邻居李新政叔叔把自己的一件新中山装当场撕掉，给姐姐做了尿布。
多少年以后，妈妈向我们讲起此事，仍然感激不已。文革中，李叔叔被打成反革命关了起来。我很纳闷：像这样的好人怎么会是反革命？也许，是他伪装得太深了？
农场的艰苦，只不过是新中国艰难创业的一个缩影。如果与朝鲜战场爬冰卧雪枪林弹雨流血牺牲的战士们相比，农场的创业者们还算是幸福的。也许是心里有这样的比较，当时的农场干部中并没有人叫苦叫累，包括对自己的亲人。
远在宁波的外祖母，担心着一意孤行、自讨苦吃的女儿，时常给“苏北滨海县002信箱”这个地址写信，询问女儿（后来还有女婿、小囡）的情况。她“了解”到，这地处黄海之滨的农场，是美丽富饶的“世外桃源”和“人间仙境”。母亲在写给外婆的信中，曾这样描述农场的早晨：
“火红的朝阳从辽阔的大海喷薄而出，仿佛顶起一片紫色的浪花。哦，那就是美丽的朝霞！蔚蓝色的海面上，千百只海鸥，像白色的闪电，直冲云霄。近处，成片的芦苇，轻松地摇曳着，就像随风翻滚的金色麦浪。远方，小“伏特”在拖拉机手的驾驭下，正在开垦着无边的处女地……而此刻的我，一边听着您送给我的收音机，一边给您写信。”
呵呵！我真佩服母亲的文学创作功力，我的“作家”基因也许就继承于她！她当年给外婆描述的这一切，除了那一句有关耕地的说法是真实的，其他均是“善良的谎言”！外祖母送给母亲的结婚礼物——一台德国产五灯电子管收音机，因为没电，那时正在仓库里“睡大觉”呢！
几年后，外祖母终于踏上了前往农场探亲的旅程。经过千里劳顿，她从滨海县城下车，再被人用独轮车一路推进了农场——两年后，于疆正是从这条路被送进农场的的，相信他们先后在路上看到的“风景”是基本相同的。当外祖母领略了被盐蒿点缀着的盐碱荒滩，呼吸着带着苦咸滋味的潮湿空气，她的心就凉了多半截。直到在我父母简陋狭小的房间里坐下，面对女儿一家4口（当时还没有我）的时候，她的泪水才喷涌而出。说不清是在为女儿伤心，还是为女儿的成长而骄傲。
随着一批批小生命哭着喊着笑着闹着地加入，农场这块荒凉的土地不再沉寂。尽管大自然给予孩子们的是饥饿、燥热、寒冷和恐惧，但他们回馈给大自然的却是友谊、善良、顽强和欢乐。与他们的成长相一致，农场里的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小学相继成立。一批年轻的干部或干部家属成了农场的第一批教师——这些教师的警察身份被保留下来，以致多少年后出现了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穿着警服佩着警衔进课堂的奇观。
从农场有了干部子弟小学起算，我这个年纪的学生大约是第7级——1963年入小学。当时，“北五场（由于现在的洪泽湖监狱是由江苏北部的五个劳改农场迁来的，人们习惯于这样称呼农场的前身）”都有自己的小学，“总场”设中学（只有初中）。1966年迁场时，五所小学合并成立了“洪泽农场中心小学”，另有几个家属点也设有小学分校，中学直接更名洪泽农场中学。我在中心小学读完小学，又在中学读完一个学期的初一。
对于在农场的学生生活，我的记忆很浅，只能用“好像”、“可能”、“大约”等模糊的词汇来回忆和叙述。最近加入了一个农场同学群，40多个群员中有印象的竟只有十来个。记忆较深的倒是当时课余时间（哈，后期正处文革，课余时间太多）如何玩耍。例如爬树捣鸟窝，骑马打仗——一种几个人架着一个人分两拨厮打的游戏、推铁环、打弹弓，最惊心动魄的是自制火枪土炮，那可是“土匪”级的把戏。
说到“枪”，我还有过一次十分危险的经历。当时，父亲配有枪支：一支卡宾枪，一只“勃朗宁”，就在家里放着。这天，我带着同学杜微家在家里把爸爸的手枪给卸开了，怎么也恢复不了原状。两个小学生越急手越抖，手越抖越装不上。最后是怎么收的场，也记不得了。能记得的是，有一阵子杜微家逢人就说：“他家有好多“弹子（子弹被其故意反过来说）哟！”打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碰爸爸的枪了。
说来也巧，就在我擅自玩枪不久，竟有人打起了枪的主意。一天夜里，突然有个场员潜进老红军、农场原政委徐福生的家里，被颇有点拳脚功夫的徐老当场擒获。经查，这名作案的场员是冲着我家的枪去的，没成想夜黑路生摸错了门。这件事，证明了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性。打那以后，农场保卫部门为几位场领导家安装了铁栅栏门。
五
在我出生后不到一年，《苏北利亚》的作者于疆，也就是大学生江宇，因“右派”问题被送往我家所在东直农场（前身是新人农场一分场）“劳改”，而我的父亲当时正是这个农场的领导之一。
于疆在书中写到，他是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刑后到农场劳改的。判了几年，他没有说，何时刑满，也不知其详，但文中也含糊其辞地提到：“已关了四年，便被宣布解除教养”。那是他从东直农场调出，进入大有农场“右派大队”的时候。有一点是清楚的，他前后在北南几个劳改农场呆了整整22年！如果不是那么凑巧，于疆的最初“服刑”地恰好是我家所在的东直农场，那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完全相信他的记述。但据我掌握的准确情况，就在于疆进场之际的1957年底，东直农场已奉命改为劳动教养管理单位。农场里原有的犯人悉数调往其他农场，换上了来自各地的劳教人员。到1958年初，已先后收容劳教人员5266名，其中右派1053名。须知，劳改和劳教是有本质区别的。按当时的政治口径，劳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仍享有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劳改则是“敌我矛盾”。另外，劳改是有具体刑期的，劳教在当初是没有规定期限的，日后随机根据表现确定是否解除劳教。那时有个说法，叫做“劳改有期，劳教无期。”这，也许就是于疆对其“刑期”长短语焉不详的原因。到了1961年，才对劳教人员重新确定劳教期限，这恰好又与于疆的“四年解教”之说相吻合。
既然此时东直农场的关押对象已发生变化，似乎就不可能接受于疆这样的“劳改人员”。那么，于疆的身份就值得怀疑：他不应该是什么劳改犯，而是“劳动教养”人员。况且，劳改犯是“刑满”而非“解教”。
那他为什么要硬生生地把自己推入“劳改”的阵营呢？是弄混淆了，还是说顺口了，或者另有隐情？实在不好猜测。
至于于疆在几年后又成为“场员”一说，我表示认同。因为当时无论是罪犯还是劳教，其刑满或解教后，都面临抉择：或释放回家，或留场就业。前者不难理解，后者则隐含着政策要求。按公安部的规定，有几类刑满和解教人员是不可以释放回家的。其中包括有较大民愤的，无家可归的，大城市户口回家无法安排工作的。于疆是上海人，也许就属于“大城市户口回家无法安排工作的”一类，被留场就业了。
从法律意义上讲，留场者成为“场员”就算“自由”了，但事实上，在农场的管理序列里，场员仍属于“三类人员（另两类是罪犯和劳教）”，受到十分严格甚至严厉的管理。人生权利受到限制，人格也受到歧视。记得当年农场养了些奶牛，有条件和需求的人家可以订到鲜奶。起初征订对象也包括场员，一些家境较好的场员便享受起这一社会上许多人享受不到的“待遇”。可好景不长，首先是场员中有人发难，指责订牛奶喝的同类“没改造好”，接着干部们也怀疑这一政策是否右倾。结果，硬是给这些场员“断”了“奶”。场员的待遇如何，由此可见一斑。
当于疆由劳教改为场员时，刚刚懂点儿事的我还弄不清“三类人员“之间的区别，以致好几年之后，依然把他们全当犯人看待。记得在60年代初，江苏省军区的一位司令员，亲自把在家管不了的儿子送到了农场，我们都以为这孩子是劳改犯，其实是个劳教人员。
在农场，孩子们能接触到的“三类人员“，大约就是其中的”场员“了。场员毕竟相对自由，可以在家属区从事一些服务性工作，如理发、做饭、打扫卫生、公共维修等等。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称呼这些人，但我们背后总是称呼他们为“老场员“！其实，这些场员年纪并不算大，更不能称老，何以成了“老”场员？据我的同学、洪泽湖监狱的资深干警郭胜滨分析，场员由犯人和劳教转化而来，“资格”较老，而且长期留用，故称其为“老”。
场员是拿工资的，虽然较低（每月19.5元，与家属工相当），但足以维持农场的生活水平（有人一度还喝到牛奶）。他们也和干部一样，在食堂凭饭菜票吃饭，伙食标准是每月7元。但食堂是专为场员设立的，饭菜票与干部食堂的按不同颜色印制，分别使用，互不通用，其中蕴含的等级和歧视不言而喻。凭我的感觉，场员们对于这种等级和歧视早已习惯，似乎也没人在公开场合提出质疑。后来，特别是读了于疆的书，我才渐渐领悟到，这些场员（至少是一部分）的心里一直窝着一团火，只不过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才没有爆发。
父亲工作的场部是绝对没有场员的，而母亲工作的供应站及其所管辖的被服厂里，却有着众多的场员。场员们也许知道我是领导的孩子，对我客气有加，有时还会拿出水果糖之类的给我吃，我不敢要；文革初期，毛主席像章很珍贵，有场员要把家里寄来的像章送我，我也不敢要。倒不完全是由于家规良好，而是“阶级斗争”这根弦一直绷着，小小年纪也警惕着“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
有一回，我受妈妈的派遣，到修鞋匠（也是场员）那里取回补好的鞋子。到了哪儿，意外地看到有好几个左轮手枪的枪套，被当作工料扔在地下。我眼睛一亮，心里痒痒的：要是……但我绝不敢下手去拿，因为那是公家的！我甚至想象着，假如老场员主动把枪套送我，我非但不会要，还要到干部那儿告发他。
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
当我读着于疆的书，不由自主地想起这段经历，禁不住又一次地哑然失笑。
六
监狱的第二代们，在这特殊的环境中悄悄成长起来。他们当中，有的赶上了上山下乡大潮，到农村插队后走向社会；有的报考院校或当兵提干，相继离开了这禁地般的故土；更多的人（包括我的那些群友）则无可选择地留在了监狱，先是当农工，接着华丽转身，成为公务员身份的二代狱警，再接着结婚生子，为监狱贡献了第三代……在他们身上，既有老一代的执拗和孤傲，又有现代人的机敏和豪放。他们不象老一代那样古板克制，也不象社会同龄人那样玩世不恭。他们的性格和他们“农普”的口音一样，打下了深深的监狱印记：
——无忧无虑。相对于外界，监狱（农场）称得上远离噪杂的孤岛，而其家属区又象是泥潭中的一方净土。孩子们在这片土地上，呼吸着自由清新的空气，可以说是衣食无忧。他们的父母拿着较高的工资，承担看较低的支出费用。食堂的伙食是廉价的，自己开伙费用未必更低。在社会上花几元钱才能解决的问题，在这里花几角钱甚至几分钱即可搞定。可以说，除了不能随意看电影下饭店，其他都不比城市差。倒是现在社会上条件越来越好了，这里的优势却几乎丧失殆尽了。
——无拘无束。监狱的干部子弟，由于有“三类人员”作参照，仿佛天生就有一种优越感。对于犯人们苦求而不得的“自由”，他们不仅可以享受，还能尽可能地发挥到极致：在有限的空间里，尽情地撒欢放纵。他们过早地懂得了什么是权力和等级，过早地学会了强迫和呵斥。习惯于当家做主，热衷于结伙打逗（不是斗），冷不丁地会用“农场普通话”骂出几句脏话，我行我素地把监狱之外的人全部视为“老百姓”而排斥在法眼之外。
——无牵无挂。监狱比之于社会，有一点很不相同，就是没有亲情的羁绊，这倒很象部队。监狱的第一代来自全国各地，相互之间除了工作之外，再无其他关系。这种纯而又纯的关系，反映到工作和生活上，就是严格、严谨和严厉，一遇政治运动，就极容易会演变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同样的环境下，孩子们之间也是“人不求我、我不求人”，“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是，这个状况大约维持到八十年代初，当第二代们普遍进入婚龄，就发生了变化：由于选择空间狭小，婚姻问题多在内部解决，从来没讲过话的男女同学竟成了一家，“亲上加亲”、联络有亲者也不乏其例，出门就遇上亲戚更是常态。
——无私无畏。监狱的家庭教育一向是以犯人作为反面教员的，通常的题目是“任何犯罪都是从小偷小摸开始的”。具体的教育目标是：别人的东西不能拿，公家的便宜不能沾。否则，就是犯罪，就得坐牢！孩子们心底无私，也就无所畏惧了。对于“违法乱纪”的人和事，自然敢管敢斗。每到收获季节，临边公社的孩子都会“潜进”农场捡麦穗，进而发展成偷麦子。农场的孩子对此无法容忍，免不了发生一场场“火拼”。
——无怨无悔。应该说，监狱的第二代们都是有着远大的“革命理想”的。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使他们的文学家、科学家的美梦归于破灭，而监狱干警青黄不接的现实又为他们带来机遇。自1983年第一批90人转为国家干部后，他们几乎都相继“子承父业”成了监狱的第二代干警。由于长期受到上一代的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他们对工作的胜任程度是有目共睹的，以至出现了几名监狱长同赴一个高中同学聚会的趣事。如今，这一代人正面临或已经退休。尽管有犯人嘲笑他们是“监狱里的无期徒刑”，但他们和父辈一样无怨无悔。
与干部子女相比，同在一片蓝天下的场员子女，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当初，为稳定留场人员，公安部制定了留场人员家属安置政策。凡符合政策规定的留场人员，都可以随迁家属。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场员家属先后迁入农场，并安置就业。“北五场”还专门将其中两个场辟为场员安置单位，可见农场的罪犯人数在减少而场员的队伍在扩大。有家属便有子女，有了子女，又有了接受教育的问题。当初，场员子女是享有与干部子女同样的接受教育的权利的。学校的每个班级里，都有场员子女。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班上的班主席就是从上一年级留级下来的场员子女，叫陈富英，大大的个子，野野的，经常欺负我。还有个同桌叫王敬爱，也是场员子女。
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逐渐收紧，场员子女便被“挤”出学校。先是在场子里游荡，后来又专门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场员子弟学校，干部子弟和场员子弟的界限就更加分明了。
场员子女的生存境遇，很大程度地反映出其父辈的政治地位。直到三中全会之后，场员的问题才得以解决。先是按工龄定级别，解决经济待遇问题，接着再给予相应的政治待遇。场员子女也享受到了与干部子女相同的招工招干机会。有的场员子弟后来居然成了堂堂的管教干警。真可谓“瑟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七
前不久，我在网上连续读到好几篇有关洪泽湖监狱的回忆文章。作者是九零后、监狱（农场）老生产科长徐世渔的外孙女王韵懿。真是后生可畏，这位香港中文大学的在读研究生，用清新的语言，清雅的笔调，清纯的风格，细致入微，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向人们展示了监狱这个神秘领地的整幅画面。让人们在高墙电网林立的背景下，看到了成荫的绿树，清澈的河水，巍峨的大桥，繁华的街区，以及在这块贫瘠而富有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和人们的生活。仿佛天上的每一朵云彩，地上的每一只蝴蝶，都会在她的心里荡起爱和美的涟漪，都会在她的笔下生出激情四射的光芒。“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在她看来，监狱（农场）的一切是那么地可爱和令人难忘。她的文章，会使对监狱一无所知的人眼前突然一亮；对于“老农场”们，也绝对是大热天里的一杯清凉可口的“冰激凌”，让人含在嘴里舍不得下咽。
对了，从于疆的书里，我得知他也曾在监狱（农场）的学校里任过教，并且为农场的高考做出过贡献。这就是说，他与王韵懿有着相同的学校背景。王的母亲和舅舅，没准还当过于疆的学生呢！于疆、我，还有王韵懿，这三代人的笔下，监狱的情形是那么截然不同。是世界观使然，还是社会本身在进步？
老实说，监狱留给我的，绝不都是美好的记忆。更何况，我的父亲是在文革期间被“打倒”后，从这里被放逐到农村去的。当然，这一切后来被说成是“受迫害”和“变相劳改”。令我想不通的倒不完全是父亲和我家的境遇，而是当年接收了下放干部及其家属的农村，何以也成了“劳改队”？难不成那儿的老百姓作为共和国的堂堂公民，却常年累月地被“劳改”着？这种形而上学的说法，显然与于疆们把劳改队说成“苏北利亚”一样会生出许多歧义。
说到底，我是不会像于疆那样，用怀疑批判甚至反对的目光，去审视监狱的过去的；同时也不会像王韵懿那样，十分痴情地把监狱妆扮成人间仙境。
不知怎的，无论是读了于疆的书还是王韵懿的文章，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盐蒿和水稻这两种充满故事的植物。
当我第一次在滨海滩涂上见到盐蒿——这除了芦苇之外唯一可以在盐碱地上自由生长的植物，便忍不住为它那顽强的生命力而赞叹不已，也不由得为父辈们坚韧顽强的创业精神所折服。他们，就像这一丛丛盐蒿似的在盐碱滩上深深扎下了根，风吹不散，雨打不死。但在于疆眼里，盐蒿是孤寂的，是苦难和挣扎的代名词。如果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它的根基可以用作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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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到农场那一望无际的稻田，眼前就会出现一张建场时劳动大军向海滩开进的照片。是王韵懿的外祖父徐世渔叔叔等农业专家精心设计，引来了河水洗碱造田，令当地百姓难以置信地种植水稻并且一举成功，让干部们和包括于疆在内的“三类人员”都吃上了大米！而于疆在水稻田边想到的却是开荒造地时凛冽的寒风，栽秧时疯狂叮人的蚂蟥，收获季节满地奔忙的浑身热汗。
当然，正如前面所说，彼时的于疆已是具有独立思考的成年人，他在监狱里看到听到想到得比我多得多（当然，我看到听到的他也未必能看到听到）。他所看到并且记录下来的是：一个大腹便便的资本家，在烈日炎炎的炙烤下，脂肪被抽干，皮肤松弛得像穿了件“泡泡衫”；一个生性吝啬的男人，病在床上伸出两根手指，让人帮助拿出埋藏在破墙里的两只山芋；而作者自己宁可挨饿，也要用一顿饭仅有的两只馒头，换取一本残破的英文字典……
在我眼中，劳改农场并非天堂；但在于疆的笔下，农场或已成了地狱。
我还要重复我的观点：同样是善良的人，由于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由于采用不同的观察视角，由于处在不同的知情层面，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
我不想与于疆争论，我在文中甚至没有引用他书中的观点和情节。争论的话题一旦打开，必然会触及我国的劳改制度乃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制度。话题过于沉重，还是放下为好。平心而论，于疆的一些认识和观点，与我还是相通或相同的。况且，他当年的右派身份，毕竟属于错划。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把所有的责任往某方面某个人身上一推了事，这又似乎显得有些投机和不负责任了。
我突然发现，我的这些文字与于疆的这本书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度。要说有关联，不过是受他的启发也来“晒一晒”自已印象中的监狱罢了。由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劳改场所中发生的一切都不为外界所知，几十年来甚至连一篇反映监狱工作生活的新闻报道都见不到，更何况回忆文章和文学作品了！我想，假如我和其他对苏北劳改农场有所了解的人不发出声音，那么，于疆的《苏北利亚》就势必成了外界了解这里的唯一公开的线索，而这一线索提供的只是狱中人所能看到的一切。这显然是不全面的，而我所提供的也许恰恰是另一面。
不排除在读了本文后，会有人觉得意犹未尽，很不过瘾，或觉得事实失准，引述有误。抱歉！限于水平和知情度，在下也只能差强人意了。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既无“米”，亦非“巧妇”，实在是勉为其难了。不过，我倒是巴不得我的监狱同龄人能写出一批有关这段历史的“亲历、亲见、亲闻”的文章，让我一饱眼福，也还历史一个真实。
那么，对于这段历史，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如果一定要说，我只能说：
这里，是农场，是监狱，但不是“苏北利亚”。
附记：
8月7日中午，《苏北利亚》作者于疆(江宇)给本文作者打来越洋电话，说读了本文的网络文档后感到很亲切。称文中所涉内容真实可信，判断和评价客观公正，所持观点和立场也可接受。他也坦陈，其作品《苏北利亚》受自身经历和观察视角的影响，有不够全面之虞，在情节处理上有文学加工的成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