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张荣超先生的新作《活着不易》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他知道我喜爱签名本书籍，照例签名赠送我一本，供我阅读，嘱我“批评”。阅读这本书，我百感交集，为书中的情景时而难过得肝胆欲裂，时而气得咬牙切齿，时而情不自禁地发笑，时而陷入长久的沉思……
这是一部描写当代广大农村留守妇女们生活的长篇小说。以诸流乡小王集村小李庄为背景，以小李庄的农民李指望的三个儿媳田花、石榴、棕榈为主角，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年轻男人外出打工后小李庄发生的故事为主线。书中写出了当代留守妇女们生活的艰辛与困境，暴露了村支书吴去得等中国最底层政治人物在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功过得失，反映了他们欺压百姓、胡作非为的丑恶嘴脸，也寄托了作者爱憎分明的立场和“正义一定战胜邪恶，光明一定取代黑暗”的思想情感。掩卷沉思，感慨良多。
故事情节有趣。小说以过去小李庄上充当宣传工具的喇叭爷讲古今的方式开讲，别开生面，独具匠心。我们读书，就仿佛置身于庄头老槐下听过去的说书人在说唱书。喇叭爷看似是一条主线，其实只是作者结构上的一个巧妙安排。全书以村庄上四夏大忙、上河工、扫盲验收、计划生育运动、收缴“三两五钱”、选举村干部、春节慰问、防“非典”、抗洪涝、非法集资、城乡统筹拆迁等事为基本线索，先后有田花等人在内的几十个人物出场，讲述了挣扎在特定历史时期一群与黄岗土为伍，与基层政治结伴，与万物乱象斗争的百场故事，演出了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悲喜剧。情节跌宕起伏，故事引人入胜。一旦打开这部小说阅读，就不会停下来，总会有刨根问底、一探究竟的欲望。因上河工政策而引起的木兰花等三个女人与吴去得的门缝谈判，李指望代替胡广德接待古县长的春节慰问等场景，都写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小说结尾虚构了小李庄被城乡统筹整个拆迁，小李庄人被赶往诸流乡街道所在地两个大杂院，人住一到六楼，三百多条牛住七楼，每天还像女人带胸罩一样，都带着屎袋和尿袋。从此，我们的父老乡亲就告别了美丽的家园，失去了世世代代为之奋斗的田园生活。乡愁哪里去了？我们还能找到梦中的那颗老槐树吗？小李庄已被本县在外开煤矿的胡宝贵盖成刘文彩式地主庄园。这种现象的呈现难道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初衷吗？这种历史性的拷问，不得不让读者内心潮水涌动，甚至有欲哭无泪之感。这样的虚构、想象实在精彩，因为过去的一段时光实施城乡统筹、土地流转政策，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就是这样要求的：农民要上楼，土地要集中。我们知道:文学是为历史作证，文化是对记忆的守卫。作家是改变不了历史的，但凭着作家的良知和责任，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为我们的民族提供记忆、保留记忆，把历史的火炬传递给后人。
人物形象鲜活。留守女人是一个弱势群体的弱势群体，因为她们的身上有太多本该属于夫妻共同担当的东西，是历史、是特殊的体制将这些东西强加给了她们，让留守女人在自由的王国里自掘坟墓，失去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幸福和青春。田花、石榴、棕榈三妯娌是留守妇女的代表，是村里有名的几张铁嘴，比较公平、公道，有谋有勇，乐善好施，助人于危难。田花心地善良，割麦碰到5只兔仔劝家人放生，在医院主动为不认识的产妇王丹献血。也很能干，组织十六个妇女帮工队，包办抬棺等红白喜事，当然这是男人背井离乡的无奈之举；找同学律师咨询、帮忙，维护家家户户宅基地所有权。石榴更是敢爱敢恨，利用与窑厂厂长无一节（吃喝嫖赌吹“五毒”俱全）的关系，以毒攻毒；先后进拆迁提升班、信访学习班，身心受到严重折磨而不悔。棕榈也是心直口快，“农民就说农民话，当官就说当官话，……要说就说真话、实话、心里话，不说就拉倒！”在不断受到侵犯的当代生活中，她们有的是勇气和勇敢，是一批不容易屈服的人。事实上，人不过是分成两种：容易屈服的人和不容易屈服的人。屈服是变得可怕的开端，是不值得信任的开始。从已经屈服的人当中，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人也不过是些忍受者。稍微退一步就是出卖和背叛，是对丑恶的尾随和帮手。而生活的希望总是寄托在不容易屈服的人身上。小说结尾，唐二秃、胡九斤、胡广德、倪春雪等几个老同志就被乡村干部“恩威并施”压服了，坚决反对胡改、唐大虎、胡卓、李家三兄弟等年轻人继续去北京上告。
村支书作为中国农村最底层政治的代表，是一个地方的土皇帝。有的人为民请命，与民交友，成为老百姓的贴心人；而有的人官不大，僚不小，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尤其是对待像留守妇女那样的弱势人群大耍淫威，为百姓所不耻，少数人还成了人民的敌人。与田花、石榴、棕榈三妯娌等正面人物相衬，村支书吴去得就是反面人物的代表，老百姓的敌人。他每次出场总是西装革履，抹着头油，“将黑风镜向上推了推”是他标志性的动作。欺男霸女，胡作非为。动不动就罚款，“有一个文盲数字罚款一百斤小麦”，村里开会收“三两五钱”每户不去人的“罚款五百斤小麦”，“没有据实上报选民的农户罚款二百斤小麦”。利用计划生育运动，收缴“三两五钱”等时机，盘剥百姓，牵猪、拉羊、推屋、扒粮，树木砍光，直至逼死了胡广德儿媳唐美兰。群众形象地说“白天怕干部上门，晚上怕小偷进村”。吴去得等人变成了特定历史时期乡村干部的代名词。
语言文字幽默。书中风趣的描写俯拾皆是。“第二年春天，倪春雪的肚子鼓得跟张大桥敲的鼓一样”，“吴去得走了，后面跟着七条狗在后面追着咬”，“四条腿的驴牵到村里基本只有两条腿了”，“医院的窗上玻璃砸烂无数次了，后来干脆就改成了木板，这样既耐砸，又节省。”……而生动、幽默的话语更是如江河流水，滔滔不绝。“你不骚不馋，老寡妇倪春雪家的草堆是哪个堆的，劁猪时帮拽腿的是哪个？”，“我走了，亲爱的，城总是要回的嘛，还是啊？”，“耕种一辈子，连个屌大的字也不识，哪知道写什么呢？（李指望不认识挂在他家前屋的“奖给全省扫盲工作示范户”牌匾上的字），“家里要啥没啥，大麦去皮—就剩仁（人）了”，“人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我看胡所长你倒像是白乌鸦”，……人物鲜活的形象有许多就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显现的。
含蓄的性描写。性生活当然是留守妇女生活的重要一部分，描写是不能回避与不可或缺的。由于外出打工的男人们长年不回家，于是就有石榴和无一节、棕榈与耶稣教堂教主、田花甚至与小狗“满仓”的畸形恋情，这些描写是含蓄的，是为情节发展需要而准备的。石榴与无一节“睡一晚一吨砖，一吨砖二百五十块”，后来多次利用他摆平村干部。棕榈的“绣花鞋”暴露在教堂，也为棕榈最后归宿——上教堂负责财务工作，每月拿上千块工资埋下伏笔。有人看见张荣超先生笔下的性描写，就将他视为“黄色小说作家”，这完全是不懂小说，甚至是不懂生活。有人在背后议论：这些性描写是不是作者本人的经历？这更是无稽之谈，作家笔下的故事是经验，而不是经历和经过。书中为主题服务的为数不多的“黄段子”含而不露，与《金瓶梅》中赤裸裸的性描写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俄国作家契科夫先生说过：“谁要描写人和生活，谁就得经常亲自熟悉生活，而不是从书本上去研究它”。张荣超先生出生于农民家庭，又有长期的农村工作经历和经验，加之具有悲悯情结、人文情怀的作家天性，在他的笔下能有那么多活灵活现的故事，精彩纷呈的人物，绝妙横生的细节，就是因为他十分熟悉农民的生活和对农民感情的真挚。而更重要的是：他本身就是最艰苦的劳动者，是手中没有锄头的苦力。我们想一想：24万字的一本书，要付出他多大的劳动量啊！他那稀发鬓白、沟壑沧桑的脸庞，结满老茧的右手，盛满书柜的手稿，足以见证别人在喝咖啡聊天时他在干什么？
停下了笔，闭上眼睛，小李庄上的人和事就好像是一部电影，长久保留在我的记忆中，并让我不停地思考他（她）们的人生，遥想他（她）们的未来。我相信：这个世界无论如何还仍然有明天，永不屈服就会生命长存、光明永在！
